有感而发

男人渴望进行自然的性生活，希望不戴避孕套。女人和男人一样，健康自然的性生活也是情爱生活中最甜蜜的事情，但是由于怀孕和生产的责任落在女性的身上，她们更加希望有保障和安全的性生活。
目前的科学已经为这一点准备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就是自然避孕法。但自然避孕法要求女方主动积极的参与，它的准确性受到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有可能失败，所以一般的医学专家不予推荐。

但是如果你和女伴的关系非同寻常，在100%肯定女方正在安全期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和她一同完成你们的健康自然的性生活。什么是自然避孕法？

自然避孕法是目前国际上推荐的一种不干扰人的生殖生理功能、对人体完全无害的避孕方法，它既不要服用避孕药，也不用工具，而是由育龄妇女通过自己的宫颈粘液和外阴情况来判断排卵日，掌握好性生活日期，利用时间差使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从而达到避孕目的。自然避孕法的方法简便，避孕效果可靠，避免了应用避孕药、避孕工具或手术的缺点，所以受人们的青睐。

这种方法是根据妇女宫颈粘液分泌的周期性变化，凭借妇女本人的感觉和观察到的分泌物性状，将每个月经周期分为干燥期一湿润期一干燥期，其中湿润期（白带较多且稀薄）是可能受孕的时期，尤其是分泌物呈蛋清样、清澈、透明、高弹性、拉丝度长的这一天，很可能就是排卵期，此时最容易受孕。因此就在这一天的前后各3天，严格禁止性生活，这样就可达到避孕目的。这种方法又称为安全期避孕法，但它不同于以往的排卵期计算法。

采用这种方法要谨慎，一般经过3个月的训练和观察，就可掌握宫颈粘液分泌的规律，恰当地使用这一方法，只要夫妇双方密切配合，避孕效果同样可靠，有效率可达98%。

当妇女感到阴道痒和灼痛时，要警惕患有真菌性阴道炎或其他感染，此时要治疗后才能同房，因为有阴道炎可影响宫颈粘液性质的判断，容易招致避孕失败。

请注意：如果不能100%肯定女方正在安全期，为了女方的身体健康，请使用可靠的避孕方法。

某女与男友相恋两年，在约会中激动而爱抚亲昵时忍不住有了性器官的接触，但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性交。结果居然是怀孕了！这怎么可能呢 ？
这种仅凭性器官接触就导致怀孕的事情，在医学上并不少见。还有更离奇的是，曾经出现过在女方的内裤处隔着一层布射精，也导致该女子受孕的例子呢。

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受孕，处女膜基本上都是保持完整的，怀孕仅仅是个意外。要能受孕，必须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兴奋中在阴道外发生射精，但却有部分精子已经进入了阴道，而女方又正好处在排卵期中。年轻体壮加上兴奋、激动的环境中，故男方射出的精液量必在较高的水平上（平常是2-6毫升），因此，虽然没在阴道内射精，但由于精液量多便有可能部分流入阴道，女方虽有处女膜挡住阴道口，却因为正常的处女膜也有许多空隙存在（月经血便是从这些膜孔排出体外的），只要有一滴精液流在阴道口就会沿着排卵管进入子宫与卵子交配。

本来，正常性生活时精液是储存在阴道深处一个叫做后窟窿的地方（古书称之为“精液池”）。该处最接近子宫颈，这使精子容易通过子宫颈、经过子宫而到输卵管外1/3的受精处。如果精子未能进入子宫颈，在阴道的酸性环境中存活是只有六--八个小时的短暂时间的。不难想像，这位男子的精子必是非常健康，生命力很强的。

但这仅仅是一个条件而已，男方的精子在阴道内没有被酸性环境所灭的别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女方帮了个大忙。原来，在排卵期中子宫颈的分泌液增加，达到每天0.5毫升（其他期间每天0.1毫升），而在性欲高度兴奋时，其分泌量还可不断增加，从子宫颈分泌出来的液体是呈弱碱性的，它可以起到中和阴道酸性环境的作用，从而保护了存留在阴道中的精子,使它能延长寿命。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机理：精子要有受精的能力是需要经历称为“获能”过程的。本来，精子的获能一般是从子宫颈开始的，但在女方性欲强烈时，子宫颈分泌出来的液体大量流入阴道中，这时，精子的获能便可提前了。获能后的精子显得更加健康、活泼，其尾部摆动变行更加快速，出现一种特异的“鞭打样”运动方式，使其不但能够在阴道中存活，而且还能以较快的速度游入子宫中。由此可见，女方在造成本身受孕时是“帮”了精子的大忙，使那本来在阴道中可以死去的少量精子“大难不死”，让其最终“享”有与卵子结合的“后福”。

所以说，即使没有进行真正的性交，也可能导致女方怀孕，尽管这种机率比较小。

从《佛说譬喻经》来看人生之实相及后生一大事,释尊在《佛譬喻经》中，以一段有名的譬喻，向我们开示「人生究竟是什么？」
这譬喻是这样的：

在一个寂寞的秋天黄昏，无尽广阔的荒野中，有一位旅人蹒跚地赶着路。突然，旅人发现薄暗的野道中，散落着一块块白白的东西，加以注意之下，原来是人的白骨。旅人正在疑惑思考之际，忽然从前方传来惊人的咆哮声，随着一只大老虎紧逼而来。看到这只老虎，旅人顿时了解白骨的原因，立刻向来时的道路拔腿逃跑。但显然是迷失了道路，旅人竟跑到一座断崖绝壁的顶上。旅人在毫无办法之中，幸好断崖上有一棵松树，并且发现从树枝上垂下一条藤蔓。于是旅人便毫不犹豫，马上抓着藤蔓垂下去，可谓九死一生。然而这只老虎好不容易即将入口的食物，居然被逃离，可以想象到它是如何的懊恼，而在崖上狂吼着。好感谢啊！

幸亏这藤蔓的庇荫，终于救了宝贵一命。旅人暂时安心了，但是当他朝脚下一看时，不禁「啊」了一声，原来脚下竟是波涛汹涌底不可测的深海，怒浪澎湃着，而且在那波浪间还有三条毒龙，正张开大口等待着他的堕落，旅人不知不觉全身战栗起来。但更恐怖的是依靠救生的藤蔓，在其根接处出现了两只白色和黑色的老鼠，正在交互地开始啮着藤蔓。旅人拼命地摇动藤蔓，想赶走老鼠，可是老鼠一点也没有逃开的样子。而且每当摇动一次藤蔓时，便有水滴从上面落下来，这是从枝上筑窝的蜜蜂巢所滴下的蜂蜜。旅人由于蜂蜜太甜了，自己完全忘记如今正处于危险万分的死怖境地，而陶陶然地此心被蜂蜜所夺。释尊开示这愚痴的旅人之相，便是指所有人类的「人生之实相」。那么这段譬喻释尊是意味着什么呢？

释尊「无常之老虎」的法语，是在开示你的人生真实之相。

孤独的心灵

旅人：这旅人即是指你自己。

荒野：无尽而寂寞的荒野是譬喻你无尽寂寞的人生。你从生下来时，就成为这旅人而在作人生之旅了。既是旅人，应知目的地。如今你是以何目的，而出生到人间来呢？如若不知，则不能不说就和这愚痴的旅人一样了。

秋天的黄昏：秋天的黄昏是譬喻人生的孤寂感。何故你的人生就象秋天的孤寂？

因为你是孤独一人旅行之故。虽说有亲属、家族、朋友，但并没有可以互相倾吐心中的一切，互相理解的心灵之友。即使是夫妇，也未必能互相理解心中之事而生活下去。人生的孤寂，原因就在这心灵的孤独。难道你未曾有过孤独的感伤吗？

白骨：路边的白骨是你人生的旅途中，家族、亲属、朋友等的死亡。你活到现在，应该看到很多白骨，那时你有何想法？有何感触？难道你也没有注意到紧逼而来的「无常之虎」吗？

老虎：饥饿的老虎所譬喻的即是你自己的死亡。在此世间存在的一切之物都是无常的，故你非死不可。死对你是最恐怖的事，所以释尊以恐怖的老虎作譬喻。现在这无常之虎猛然地向你逼来。但由于你以为这是非常恐怖的事实，所以平时不想去思考它。而且如果你认为佛教有在说死亡的事，而感到阴森森，并且厌恶的话，你就对佛教完全误解了。平生虽然忘记死，逃避死，但死必然会来到的，这种心态并不能解决死的问题。唯有与死正面对决，而获得解决，才能得到绝对的幸福。因此佛教才提到死的事。作为旅人的你，本能地从死逃开，一有病就到医院，或以药物来跟死亡搏斗。但仍然是逃不掉的界限。

无力的松树

松树：接着你攀上崖顶的松树，松树是指金钱、财产、名誉、地位等等。这些东西即使再多，在死亡的面前也仍是无力的。像那样有辉煌成就的秦始皇、汉高祖，

在其临终时也不免感到「啊！人生犹如梦中之梦」而寂寞地死去。你现在能握着金银、财产、名誉、地位等而含笑地迎接死亡吗？濒临死亡时，一物也带不走，

因此能够笑笑地面对死亡是不可能的。

人生是梦

藤蔓：藤蔓所譬喻的是「还不会，还不会，我还不会死」的那种以为还有二十年三十年的寿命可依恃，但即使认为「还有十年、还有二十年可活着」，但你认为到底有多长命呢？想想看便知：已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也不过是「啊」的一声之间便如梦如幻般地消逝了。你从今以后的十年二十年也同样是「啊」的一声之间便会过去。

老鼠：不断咬啮着藤蔓的白老鼠和黑老鼠是指白天和晚上。白天的白老鼠和晚上的黑老鼠互相地在缩短你的寿命。所谓活了今天一天，便是死了今天一天。即使过年、节日、假日也都一刻不休地在啮着你的生命。因此最后藤蔓必定被啮断，这便是「死」。

死后成为什么人生谁都是过客 相守百年也是梦世上万般带不去 一双空手见阎罗

作为旅人的你，此时唯有堕入不知其底的毒龙深海里。而且你的死后，必定产生「后生一大事」。

深海：深海所譬喻的便是「地狱」。堕入此地狱，必须承受「八万劫中大苦恼」。

这一件事情便称为：「后生大事」。一堕地狱八万劫

再得人身复几时

毒龙：产生地狱之苦的是这三条毒龙，这三条毒龙即指你心中的贪欲、嗔怒、愚痴之恐怖的心。由于贪欲之故，不知犯了多少杀生罪，累积了多少恶业。由于嗔怒之故，在心中不知累积了多少对翁姑、朋友、他人「愿他快死」等的心杀之罪。

由于愚痴之故，不知累积了多少对自己不幸的愤懑，对他人幸福的妒嫉之罪。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自因自果的因果法则是一点也不会差错的。由自己所不断造作的罪恶所生出的地狱，最后还是由自己堕入。教你解决从后生大事的便是佛教。

但作为旅人的你，忘记了逼在足下的后生大事，此心完全被蜂蜜所夺。

蜂蜜：蜂蜜是指人的五欲：食欲、财欲、色欲、名誉欲、睡眠欲。一天之中，你不断所想的，继续所求的无非是为了这五欲的满足。然而不断地舔着蜂蜜，不知不觉地堕下去，岂不是太愚痴了吗？你能否定你不是这个旅人吗？释尊在此开示你的真实之相—亦即此「后生一大事」，一刻一刻地逼近着。—并且向你说明解决之道。来吧！莫让死看到你的背后，要从正面跟死决对。唯有解决死，才能真正得到人生绝对的幸福。用力打开佛教通往幸福之门的是你自己啊！

2）好女人的取胜方法－－心灵柔道

郑袖的故事是血淋淋的，实在不忍一提。
而好女人则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好女人的方法是“心灵柔道”。
所谓“心灵柔道”，就是把善良当武器，在心灵契合过程中将柔韧性与身心关怀融化其中，刚柔相济，固本强基，从而渐入佳境，达到理想效果。
心灵柔道的适用范围是：那个男人是值得你爱的。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在《聊斋志异》中，可贵之处就是作者成功塑造了一批才智过人的好女人形象，在这些风姿绰约、八面生风的女性，不仅有动人的故事，有独特的个性，还成为某个思想符号的代表，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之精华。
我则认为，《聊斋志异》中，所有的好女人都精通了心灵柔道。
比如，颜如玉，红玉，花姑子，还有阿英，聂小倩，婴宁等等，数不胜数。
她们的共性，就是懂得对自己所爱的人，采用心灵柔道，以不动应万动，只有将自己所爱男人的心灵缠绕在自己的肌骨里，不管外界任何诱惑，不管情敌如何媚惑，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不管是否拥有那一纸婚书，最终都能胜券在握。
《聊斋》中，有一个《恒娘》的故事：
写洪家老爷有一妻一妾，妻朱氏比妾宝带漂亮，但洪老爷偏偏喜欢小妾，令朱氏气怒。她发现邻居家妻子恒娘人才一般，小妾倒是很漂亮，男主人却只喜欢恒娘。
朱氏向恒娘虚心请教，恒娘告诉她：人情厌旧而喜新，重难而轻易，丈夫喜欢妾，不是因为她漂亮，而是因为她难到手，有新鲜感，而你之所以失宠，正是因为整天唠叨，反而让丈夫和妾一条心了。
然后恒娘指导朱氏“易妻为妾”，开始，任凭丈夫与小妾双宿双飞，自己离得远远的，表面看来，朱氏很贤惠，实际上让丈夫再也不觉得妾有新鲜感，但，这时的朱氏在丈夫眼里还是一个黄脸婆。过了个把月，恒娘让朱氏变旧为新，突然最后一天穿上美丽的时装，梳了一个时髦的发型，买了一双极其秀美的绣花鞋。洪老爷果然上钩，半夜就来敲朱氏的门，朱氏故意“卧床不起”。朱氏欲擒故纵，终于赢得了PK。

从某个意义上说，《聊斋志异》是一本教科书，好男人和好女人不可不读，要读最好的古文版的，有时候一个字就将恩怨与纠缠消解了。

以上的两个故事，不足之处，都是妻妾之间的争斗，不具有现代性。
现代社会中，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或者这个男人真的爱你，为了维护爱情理想，不管你是处于什么位置，什么立场，“妻”也好，“妾”也好，只要是为真爱，都应掌握好心灵柔道。一段，二段，三四段，五段，六段，七八段，九段，段段境界迥异，恒娘顶多算是一段，颜如玉二段，红玉三段……有时间，可以研读《聊斋》，究竟谁是几段，就会真相大白。

女人与女人之间，经常有很多争斗。
特别是维系在同一个男人身上的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更是微妙。
大多数女人都要面对。
这个问题很无奈，但我觉得，正直的女人特别是好女人应当掌握一些打败情敌的方法。
否则，会受委屈。
我其实也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不过，以前有很多的阅读经验。
发现－－
好女人有好女人的方法，坏女人有坏女人的方法。


（1）坏女人的取胜方法－－阴谋

所谓阴谋，就是将真实的意图深深掩盖起来，而表面上投其所好，以示关怀，麻痹之后，选择时机将对手彻底置于死地。其特征是稳、准、狠。
史载，战国魏王送给楚国一个美人，此美人为人中精品，身材、容貌、体态均极佳，楚王非常喜欢她。
楚王的夫人郑袖，见新来的美人姿色出众，把自己PK下去了，很是嫉妒，也很恼怒。
但，她没有表现出来，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深深地埋藏起来，甚至，装出自己比楚王更喜欢她，陪她诉衷肠。
还假装仁义，利用自己掌管后宫财政的权力，美人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并且都是国际名牌。
美人很是感激。
更厉害的地方，郑袖还经常对楚王说，你新来的美人，真是美如天仙，举世无双，对于楚王迷恋于美人经常让自己空房，总是善解人意地叮嘱楚王要注意身体云云，脸上总是挂着善意的微笑。
楚王见妻妾和睦相处，相互体贴，感到极为欣慰。对郑袖也就格外好了，认为郑袖识大体，懂行情。
终于，郑袖觉得时机大约已到，就对美人说：“楚王非常喜欢你，只是有点讨厌你的鼻子，如果你见楚王时能捂住鼻子，楚王就会长久地宠爱你了。”
谁不希望长久？美人言听计从，后来见楚王时每次都捂着鼻子。
开始，楚王没有在意，时间长了，他不禁感到奇怪，有一回，楚王私下里问郑袖：“美人见寡人时常常捂住鼻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郑袖假装不太敢说。楚王更加好奇，一再追问。郑袖装作不得已的样子，告诉楚王：“她曾经说，她讨厌大王身上的气味。”
楚王气得三天没召见美人。
所有的男人都极为忌讳女人评论特别是贬低自己的气味。换言之，每一个男人对自己的气味都是不自信的。
接下来，楚王让郑袖陪他到后花园玩，郑袖悄悄让人去叫美人，说楚王召见。美人慌慌张张跑来，还不忘捂着鼻子。楚王一见勃然大怒，命令士兵：“给我把这个贱人的鼻子割掉！”
割鼻子，在古代是一种酷刑。
可怜美人呀。
对了，我记得这个女人姓费。
郑袖选择了好的时机，选择了好的麻痹药，选择了好的PK战略，用阴谋终于打败了自己的情敌，连楚王都永远蒙在鼓里。

好女人不可以用这个方法，但，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哈哈哈。

发表了《好女人是一所学校，那究竟如何提高办学质量呢》。
　　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
　　一个关于女人的独立性与依赖性的命题。
　　我做了回复。
　　但，仍然觉得这位网友提出的命题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
　　因为，这个命题涉及男人与女人的灵魂样式。
　　记得这个命题二十年前朦胧诗人舒婷作出了文学意义上的描述，舒婷的诗当然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性解读，这里不作他论。
　　如今的人们对所谓的诗歌特别是朦胧诗已经了无热情了，但我还是坚持背诵如下：
　　　　　　　　　　　　　　　　　
　　　　　　　　　　　　　　　　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象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
　　也不止象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相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象刀象剑也象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象沉重的叹息，又象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　　

　　按照我的理解，这首《致橡树》深刻启迪了女人的独立性与依赖性的关系，独立性是依赖性的基础，依赖性是独立性的保障——

　　（一）关于女人的独立性。
　　女人的独立性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绰约风骨。
　　女人的第一门功课，就是如何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获得财富，不管是精神财富，还是物质财富。
　　从熟悉、精通再到娴熟。
　　但，女人的独立性，并不是用来吸引男人，而是不至于迷失自己。
　　
　　（二）关于女人的依赖性。
　　女人的依赖性特别是精神世界的依赖性则是上帝赋予的美德。
　　因为有了依赖性而变得柔美。
　　每一个女人都要有自己的知己，一位一辈子可以依赖可以相互扶持的知己。
　　当然，依赖更不是留住男人，而是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充满诗意，洗尽虚荣，洗尽铅华，洗尽功利，从而使得生活流转宛然。
　　没有诗意的女人该是多么寂寞呀。

　　　　
　　（三）关于胜利与失败。
　　最美好的总是姗姗来迟，但经常又是不速而来。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胜利者。女人因为精神与物质的逐渐富足而胜利，男人则因为赢得女人的心灵而胜利。
　　

男人，是女人梳妆用的明镜台，即使沾染尘埃，也可轻轻拂去从而照见自己的笑，自己的青丝流水乃至白发如雪!!!

接着谈“好女人”与“坏女人”：

（1）好女人的厉害就在于“渗透”与“演奏”。
有网友评论道，女人不仅是一把“琵琶”，而且还是一把“庖丁解牛”的“牛刀”。
这个比喻很巧妙。
如果女人是一把“牛刀”，那么好女人就是一把上等“牛刀”。
因为，这把上等的“牛刀”既能在男人的身体中“渗透”所有的语言，又能在男人的精神世界里“演奏”出金属质感的美妙音乐。

（2）如果好女人是一所“学校”，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提高办学质量？
好女人既然是一所“学校”，当然要思考如何提高“办学质量”。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教育的一名学者，我认为，提高一所全日制中小学的办学质量，从而把学生培养成真正的“人”与“才”，有以下这些要旨。不妨先引述如下，然后请你把“孩子”替换为“男人”即可，其实，每一个男人在女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想好的、但需要耐心调教的“孩子”：
一是赏识孩子，点燃他内心深处积极向上的一面。每一个孩子都是想好的，关键是你如何去欣赏、去发现。
二是你要什么，就夸什么，比如你想让孩子诚实，你就夸孩子诚实，始终以孩子为本，引导孩子的主动性、积极性。即使不爱学的孩子也会慢慢地爱学，慢慢变好的。
三是相信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潜在着巨大的能量。不断给孩子一些可以实现的小目标，不断实现小目标不断获得成就感，最后形成自信心，孩子就不会轻易相信坏人的误导，因为，自信心是人格的核心。
四是教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是教育的最佳时机，让孩子为自己犯的错误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有学会了承担责任，才能把学习的潜能发掘出来。
五是培养孩子良好习惯，比如把一件事情做到底，比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克服孩子不良习惯，如磨蹭、说谎、马虎等等。教育的根本是习惯，从小处着手，才可以得天下。
六是引导孩子自我教育。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自我教育的具体方法是，通过老师的积极反馈，提供给孩子一些合理的参照物或者榜样，然后使自己不断觉悟，形成对自己的一些要求。
七是适当做些题目，进行必要的训练。不训练不成才。训练是教育不可替代的最为古典也是最为有效的教育方法。
八是学会科学惩罚孩子。教育十八般武艺，最有用的，一是赏识，二是惩罚。惩罚是双刃剑，不会惩罚最好不要惩罚。惩罚的秘诀是不伤心但很难受，断奶就是这种感觉。
等等，先说这些，总之，教育孩子是一门专门技术。另外，我们经常举办一些专家讲座，关于教育孩子的，如有兴趣，可以去参加，去学习。

（3）好女人，坏女人，这是绝对的，是天生的。
好女人是天生的。
天生下了就至少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具有感受幸福的能力。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朵三瓣花，一瓣是“有一些积极的想往”，第二瓣是“有人可以拥抱”，第三瓣是“有事情做”。
二是懂得。懂得什么东西最适合自己。不管是衣饰，谈吐，化妆，发型，还是正在交往的朋友，正在阅读的书籍，总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
三是善良。具备恻隐之心，善于使用善良这把武器保护自己的女人才是好女人。
四是具有可读性。怎样的女人具有可读性？对“美”具有强烈敏感的女人最具可读性，对知识与未知充满好奇的女人最具可读性。
五是仗义。很多时候，女人比男人仗义。特别是好女人因为仗义而显得让人既爱又亲，令人感动。
……
先说这些，好像已经没有必要将全部特征都描述出来了。因为，可能你已经开始相信我说的了－－好女人是天生的。

喻言之：

女人是把琵琶。
会弹的是一首韶乐，不会弹的是一团噪音。
看遇见一个怎样的男人来弹。

优秀的男人才能弹得一首韶乐。
我们通常说“这个人不够优秀”，就是这个优秀，这里的优秀所指是什么呢？

优秀是：
一种骨子里的自信，眉宇之间流露的是对未来的可控度，任何时候都能从容不迫；

优秀就是：
一种骨子里的温柔，对于女性的爱怜、尊重与敬仰，从每一个细胞里流露出来，克己的温柔才是真正的温柔；

优秀就是：
一种骨子里的宽容，可以承受最大的冤屈，可以把女性的期望或怨艾谱写成自己的信念。雨果说，比海更宽广的是人的胸襟；

优秀就是：
一种骨子里的认真，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唯一途径。

优秀就是：
骨子里的坚定与执着，脚踏实地，做正确的事情，做把一件事情做到底。

优秀怎样修炼而来，另文探讨。
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坚信：每一把琵琶，都会有自己的知音。
无论如何，一定要坚信：只要下工夫，每一个男人都能成为弹奏高手。
只是千万不可将就，一将就，面对的就是“坟墓”，就是“围城”。

好男人必须具备“两感两心”：责任感，安全感；自信心，事业心。
一般来说，经过了“不谙世事的男孩”－－“男人”－－“坏男人”－－“好男人”四个阶段之后，才能修炼成“两感两心”的好男人。
四个阶段缺一不可。
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即为此意。
在这四个阶段中，好女人可以完成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以及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伟大任务，所以，作家梁晓声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但，好女人不可能完成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任务，而男人如果不经过这个关键阶段，即使成为了一个所谓听话的、乖巧的“好男人”，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好男人”，一旦遇见诱惑谁来保证呢？
好女人很难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谁来完成呢？
坏女人！
从某一种意义说，没有坏女人，男人难以成为真正的好男人。
坏女人总被我们认为是祸水，因为，她们总在媚惑男人，可以直截了当地粉碎男人的自尊、虚弱，把男人推进深渊。
男人遇到了坏女人之后，如果此生无缘再遇见一个好女人，就会沦为一个欲望的奴隶，连男人都不是了。
好女人挽救男人，坏女人则引起我们的仇视，但与好女人"合作"以后成就真正的好男人。
好女人，坏女人，此事古难全。
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尤物。哲学家周国平说，好女人不仅能激发男人的野心，还能抚平男人的野心。
我则认为，好女人除了－－懂得什么东西最适合自己，懂得用自己灵魂的香味去熏陶男人，之外，是否还需要补充一点什么呢？

鲜花总是插在牛粪上。
这是一条独特的人生规律，是符合美学原则的。
我想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原因：

1，牛粪看似不起眼，但在冬天的时候使人感觉暖和、舒服。据说，草原上的人们常把脚伸进牛粪里取暖。因此，鲜花插在牛粪上永远不会受到冷遇。
2，牛粪不仅有水份，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营养使鲜花得到最好的滋润，比养在花瓶务实、长久。花瓶式的男人没有几个能积攒财富与功力，听梁冬说，李彦宏例外，但毕竟是极少数。
3，牛粪不端架子，平易近人，使人感觉可亲近。可能有些异味，但习惯了之后更像是青草的芬芳。
4，牛粪晾干了，可以用来烤羊肉，烤出的羊肉最地道。从草原上来的人都知道，牛粪是上帝赐给人类过冬用的首选燃料。
5，牛粪没有花心的相对优势。
6，鲜花插在牛粪上时，人们开始会觉得不和谐、不美，但当人们一思考时，这种不和谐似乎隐藏了另外一种更加意外的和谐。这种意外的和谐，就是——命运。

……
我要阐述的，当然不仅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英雄美女或者才子佳人因“此事古难全”而产生“希冀美”。更重要的是阐述一种务实的生存之道——牛粪法则，请若有所思的博友共同来探讨。

当我写到“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死去……”时。
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真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力量。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发掘潜能，就可以战胜一切世俗与功利的围追堵截。
真爱，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观。换言之，人的高贵，就在于曾经被文化过并由此而呈现出了独特的人文价值。

中午到京城俱乐部聚会，闲聊到我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博客主题，北广总裁任小青说，世界上一切关系归根结底都是男女关系，所以，你的博客有意义。
闲聊归闲聊，而真爱，作为极至的男女关系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就回到了我的命题之中，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时……
我认为，真爱首先是一种信念，然后才是一种关系，一种灵魂互赖、生死相随的关系。
谈及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不能不提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和他的那首《当你老了》，叶芝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这首诗歌是他写给他的至爱毛特·岗的：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和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火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上的山上它缓缓地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是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那个人就是你值得信赖而又真心佩服的真爱。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开诗歌朗诵会，我曾经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带有些许广东腔的普通话，给同学们朗诵这首诗，朗诵完了，会场一片长时间的寂静……。
我不知道如今的人们是否已经了无兴趣了。
我还是执拗地把这首诗录下来，让所有热血依然的人们，尊崇真爱的人们，领会到:当一个男人真爱上一个女人时，那种干净而流畅的情怀，美丽的心境以及高贵的灵魂样式。

我的一位远行的学生问我，怎样识别一个男人是否真爱一个女人？
真爱，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决定认真地回答。
真爱，一生只要拥有一次就足矣，是人生中最重大的财富了，也是命运赐予的最伟大幸福。
关键是，什么是真爱？
我的朋友、教育专家孙云晓在一本著作中写到对孩子的真爱：
－－所谓真爱，就是就是把孩子当作真正的人，尊重其人格，满足其需要，引导其发展，而不求私欲之利。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纯粹的爱、科学的爱、理智的爱、不求任何回报的爱。
－－人之所以是人，离不开真爱；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依赖于真爱。
－－只有在孩子的心里播下真爱的种子，才是人类真正的希望所在。因此，当您准备在孩子的心田里播种的时候，请务必拷问自己：这种子是真的吗？假种子坑农民毁一季，假种子坑孩子毁一生。
我发现，虽然孙云晓说的是对孩子之爱，但我们却可以通过这个理解什么是真爱。
因为，真爱是人类共同的、高尚的情感，是相同的，不仅仅存在于亲子之间，也存在于男女之间。
这个世界真爱越来越稀少，渐渐地被功利、世俗等暗流侵吞殆尽。
我们应当呼唤真爱，珍惜真爱，世界才会美好。
还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会：不小心把一件重要的东西弄丢了，等想要珍惜的时候，已经后悔不及了。
我想告诉这位学生，如果遇见了真爱，一定要用整个身心去参与、去珍惜，否则等年岁渐长了，就会后悔终身。

怎样识别是不是真爱呢？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无条件维护她，不管在什么场合决不允许别人评论她说她坏话；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一握她的手，心灵就发颤，甚至紧张得不知所云；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对她的声音极为敏感，即使是隔着十里之外，也能清晰听见她的说话内容；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恨不得半个小时之内把自己所掌握的有用的自我保护措施传授给她；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特别热衷于谈论她的家庭，特别是长辈的身体情况、年龄；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特别敏感于她的家乡，她毕业的学校，她读过的书，并且会狂热的研究与她直接有关的一切信息；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的所有都交付给她，让她保管，但又担心因此突然失去她，然后就会慢慢地分阶段地给她，直到最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她保管；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给她寄出一份邮件，发出一个短信，他会痴痴地等候她的回复，那怕一个字“OK”，要不然就可能彻夜不眠。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用笔写很多东西，并且把它藏起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拿出来阅读。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经常会理智地将自己隐蔽起来，在不远处静静地候着她，直到自己有勇气走近她。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当其他任何一个男人接近她，他都会心酸心疼一阵儿，那不是嫉妒与狭隘，而是真爱的条件反射，即使再坚强胸襟再宽广的男人也不例外。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在她临行的时候，心里会祈祷火车准时，飞机安全，天气适宜，行李轻便，一切一切顺利再顺利。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如果晚上十点还没有回到宿舍，他会着急得不想吃饭，不想睡觉，一直到她回去。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在她忧伤的时候，恨不得替她流泪，更恨不得让她通过骂一顿、打一顿自己，以缓解她的忧伤。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极端尊重她，保护她，保证她的自信，捍卫她的高贵。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将尽自己的所能，满足和引导她的发展需要，而不求任何回报。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一定会想并且去做，即使最后没有披婚纱，没有世俗的结果，他也会一辈子关注她，保护她，让她幸福，无怨无悔。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如果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在一起，他也会等待，即使她病了，结婚了又离婚了，老了，受尽坎坷了，任何时候都会给她留一个温暖归宿，让她一辈子都有底线和安全感。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经常坐在椅子上遐想：与她在一起，即使相互拥抱着什么都不做也会甜蜜的睡去。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郑重地用吻浸润她的每一寸每一寸肌肤，温柔地点燃她内心的、灵魂深处的香味，让她幸福。
当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死去……

令世人欣慰的是，一般而言，真爱的男人最终总是获胜者。
因为，古今中外无数多事实证明，当很多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总是爱的最深、最真的那个男人获胜。

新年到了，窗外鞭炮声隆。
很多的祝福，给——与我有关的人。
这两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命运，就是你周围的人。
人的一辈子，瞬息而过。
我们能经验的事情不会很多，能完成的事情也不会很多，有时候一生做好一件事情就已经很荣耀了。
而能遇见的人则更是少之又少，能有交往的、彼此能相互了解的人可视为惊奇，在中国，人均大概不会超过1000人吧。
而真正属于“你周围的人”者，大概一般不会超过100人。
如缩小在20人以内的，应当几乎都是挚友了。再缩小到五人，三人，甚至两人，一人………
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其实，就是由“你周围的人”描写的。
所谓邂逅，所谓缘分，从根本上说，其实是一种命运。
所以说，命运就是你周围的人，即使是折磨你的人（能折磨你的人都是居住在你心里的人）。
我认为，这是人生的基本规律之一。
由此可见，命运并非是一种“果”，而是人生中最大的一种“因”，只有捍卫这种“因”，珍惜这种“因”，用心浇灌这种“因”，人生才能如意。
即若同在一个树林里的小鸟们：
一天，树林失火，火势猛烈。
一只小鸟幸而逃出。
但它想起还在树林里的其他小鸟，心里非常难过。
于是，它飞到河边把羽毛浸湿，然后飞到树林去，拍动翅膀，洒下水滴。
这样一来一往，十分费力，但是小鸟仍然奋力去救。
天帝很感动，就降下一场大雨，把火扑灭了……
“周围的人”，何尝不是同林鸟？
人生有三境界：
第一境界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往高楼，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境界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与此相对应，“周围的人”也大致可分为三个境界：
第一层为，诚挚。人总是会有很多朋友的，可能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某种功利，某种世俗，这是人的社会性，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渐渐地沉淀诸多弥足珍贵的诚挚，那是用金钱和其他任何有价的东西无法换取的。
第二层为，支持。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支撑的，与我们相关的人，总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你、爱护你，即使一时糊涂，对你有了伤害其实很快也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渐见消融。
第三层为，关心。关心则乱呢，乱也无悔。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会遇见与自己灵魂相关、互赖的人，那种灵魂结构互相渗透的关系是超功利的，是用心血才能灌溉的。也许无须什么承诺，但可能会有某种约定，那种约定正是人生精神世界中永恒的灯塔，没有灯塔的人生是庸俗的人生。



———对于命运，我总是心怀感激。
———愿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所有阅读本文的人，赢得真正的爱，自由，幸福，快乐。

长大的过程，就是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也是学会管理自己情绪的过程。
我们的不自由，通常是因为来自内心的不良情绪左右了我们。
一个能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能拿下一座城池的人强大。
藏在内心的不良情绪在生活中时时涌现：
从前，在一个水池里，住着一只坏脾气的乌龟，他和来这里喝水的两只大雁成了好朋友。
后来，有一年，天旱了，池水干涸了，乌龟没办法，只好决定搬家，它想跟大雁一起去南方生活。但它不会飞，于是两只大雁用一枝树枝，叫乌龟咬着中间，大雁各执一端吩咐乌龟不要说话，就动身高飞。
他们飞过翠绿的田野，飞过蔚蓝的湖泊。地上的孩子们看见，觉得这个组合很有趣，拍手笑起来：“你们看呀，那只乌龟很滑稽啊。”乌龟本来得意洋洋的，听到嘲笑后大怒，就想开口责骂他们。口一张开，就跌下来，碰着石头死去了。
大雁叹气说：“坏脾气多么不好呀。”
实际上，情绪一坏，一个人就在心理力量上被解除了武装。
更有甚者，情绪可能甚至会伤害别人，而无法复原：
有一个男孩，很任性，常常对别人发脾气。一天，他的父亲给了他一袋子钉子，并告诉他：“你每次发脾气时，就钉一颗钉子在后院的围墙上。”
第一天，这个男孩发了37次脾气，所以他钉下了37颗钉子，慢慢地，男孩发现控制自己的脾气要比钉下一刻钉子要容易些，所以，他每天发的脾气的次数就一点点地减少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不再乱发脾气了。
父亲告诉他：“从现在起，每次你忍住不发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颗钉子”，过了许多天，男孩终于将所有的钉子都拔了出来。
父亲拉着他的手，来到后院的围墙前，说：“孩子，你做得很好，但是现在看看这布满小洞的围墙吧，它再也不可能回复到以前的样子了，你生气时说的伤害别人的话，也会像钉子一样在别人心里留下伤口，不管你事后说了多少对不起，那些伤痕都会永远存在。”
情绪是否可以控制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如果你做出一个微笑的面容，那么你的心情就立即会感到增加了几分愉悦。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但情绪可以影响人的行为，而且反过来也可以影响人的情绪。人不仅可以在心理上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对自己的血压、心跳等等都可以进行控制。何况情绪？
控制情绪的方法很多，我认为，至少有如下方法是可行的：
（1）转移
将注意力转移到愉快的事情上去。
（2）分离
分散你的烦恼，把它们各个击破。不要把这个烦恼与别的烦恼联系起来。不要自寻烦恼，人为地加以放大。具体的烦恼，具体的解决，不要算总帐。
（3）弱化
减弱你的烦恼，对于非原则的刺激，我们必须学会紧紧地把住闸门，尽可能不听，不看，不感觉，不让它输入。如果输入了，就尽可能不联想，不思考，不记忆。
（4）体谅
生气，是因为别人的过错而惩罚自己。原谅了别人也就饶过了自己。另外，将对方看作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
（5）解脱
就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从更深更广更高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对它做出新的理解，以求跳出原有的局限。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脱，以便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上来。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经典的解脱思维。
（6）升华
利用强烈的情绪冲动，并把它引导到积极的、有益的方向上去，使之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和价值。
（7）抵消
寻求另外一种刺激。如隔壁邻居大声开着音乐，使自己心烦意乱，使用前面的方法无效时，不妨自己打开音响，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8）利用
把坏事变成好事。一是利用时机和客观条件，二是对情绪本身的利用，把情绪升华成力量。
（9）表达
书写，谈心。

随着对情绪的有效管理和利用，人就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潇洒。
树欲静而风不止，真正的自由就是表现在：树根的坚定，树杆的力度和树枝的飘摇自如，三者和谐统一。

所谓成功，就是达成既定目标。
由于我们太渴望成功了，导致近年来“成功学”几乎成为中国特有的一门显学。
其实，所谓的“成功学”连学科都称不上，最多算是心理学中的一种应用方法，我们可以称为———如何发挥人的心理力量。
但，十几年来，卡耐基，拿破仑·希尔，安东尼·罗宾等等，这些在美国最多算是“心理学爱好者们”，被国人奉为经典。甚至台湾的陈安之先生、上海的易发久先生等，无数多的人也曾因传播“成功学”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回报。


——————
请允许我做一些简单分析。
“成功学”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成功学”研究个别或者小部分的成功者的经验、教训，然后归纳、推理出一些不具有普遍指导价值的方法。甚至近年来在家庭教育领域也深受其负面影响，以成功个案代替一般规律的所谓“成功教子经验”风行一时，如“哈佛女孩刘亦婷”、“赏识教育”等，导致了很多父母“依猫画虎反类犬”。
2、“成功学”过度夸大了人的心理力量。似乎只要发掘人的潜在能量，就一切都有可能变成现实。殊不知，在这个过程中，外在条件是在不断变化的，并且需要对行动进行严密的现实可行性论证，才有可能达成目标。
3、“成功学”用一些口号来代替科学分析、实践精神。受历史影响，我们似乎特别喜欢口号，所以经常被很多美丽的口号所迷惑。
4、“成功学”都是以成败论英雄，然后又以英雄论成败，循环论证，经不起有推敲。
………
除了以传播成功学为牟利手段的个别同志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学习了“成功学”而获得成功的。因此，为了“过正”，我不得不“矫枉”一下，“矫枉”才能“过正”呢，我提出：

所有的成功学都是伪科学！


因为，事实上，一个人的成功至少必须遵循：

一是讲科学；
二是注重现实可行性；
三是通过不断自我更新，做好内在素质上的准备，以便抓住时代所赋予的机遇；
四是在做事情之前，认真分析条件。如果有条件就充分占有、利用条件，如果没有条件时就努力创造条件；
五是实践，再实践。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又是一种勇气；
六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和谐中求效果；
七是一定要去结识高人，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他（她）的点拨；
八是注重过程，并对过程进行有效管理、控制；
九是所有的成功归根结底都是做人的成功，所有的成功模式都是个性的模式，所以，完善人格是根本之根本；
十是——以上九条的基础上，与所有“成功学”一样，积极发挥人的心理力量，发掘人的潜在价值与潜在能量。

我们怎样求得真正的安乐，求得精神上的富足？
探究这个问题,似乎比拥有100万人民币重要一些。因为，人应当选择有尊严、有希望、内心幸福的生活。
安乐就是安乐感。所以，人的安乐应当就是顺应心性，倾听自己的声音，从而获得根本的宁静与平安。
——心是一切经验的基础，它创造了快乐，也创造了痛苦；创造了生，也创造了死。心的第一个层面是“凡夫心”，这是会思考、谋划、欲求、操纵的心，会暴怒的心，犹疑不定反复无常的心。但此外，我们还有心的本性，这是永恒的，不被死亡以及任何外界事物触及。说到底，心性就是万事万物的本质。

历史上的圣人先哲，用了不同的名词来修饰他们所体悟到的真理，但基本上，他们都是在阐述基本的心性。基督教徒称之为“上帝”，印度教徒称之为“婆罗门”，佛教徒称之为“佛性”。

所有的宗教，都肯定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并要求它的教徒用一生演化和体悟这个核心，这核心就是心性。

现代文明给了我们无穷多的好处，让我们认识了无限复杂的世界，但在一个方面，它远远不如我们的祖先，那就是对心灵的认识。心理学家们对人的思想和情绪进行着极其繁琐的分析，这样分析的结果，是将人的形象描绘成了充满矛盾、无限复杂的黑洞。并非说这种种理论不对，而是这些理论的出现，正标志着现代文明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我们正越来越远离单纯的、清澈的心灵。

我们的日常生活被种种情绪、思想和欲望所主宰，但有些时候，我们依然能极其清晰、极其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心灵。可能是在欣赏一支美好的曲子，可能是在宁静清澈的大自然流连，可能是品尝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当我们看雪花翩翩飘下，或看到太阳从山后缓缓升起，看到一束光线神秘飘渺地射进屋里，都可能让我们瞥见自己内心深处那无比宁静和美好的地方。

这些光明、安祥、喜悦的时刻，都曾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且美妙得令人难以置信。

欲望使我们存在，而心灵决定我们存在的品质。身处陋巷的颜回，只有粗粮清水但快乐无比；宗教的苦行者，可以在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感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幸福。是的，幸福本身不由你获得多少决定，而是决定于你感受到多少。

因为心不曾被正确了解，如同它不了解自己一样，所以产生了不可胜数的哲学观念和主张。更有甚者，因为一般人不了解、不认识他们的心性，所以就继续在三界六道中流浪，经验痛苦。

因此，不了解自己的心是严重的错失。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

静观自己的内心。

看似简单，其实却代表着一种生活态度的改变。从向外看转为向内看，从关注向外的索取追求到凝神触抚自己的内心生命。

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们回避向内看的生活，因为一般人总有种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更因为我们认为这不重要，我们留恋刺激热闹的生活，嘈杂忙碌的生活，在这个急功近利的世界，向内看被认为是一种怯懦和消极的行为。是的，我们埋怨着过于繁忙的生活，但我们继续忙碌着为了能付得起钱去“休闲”，也就是跟随旅行团到某个同样人声鼎沸的地方走马观花。

我们没有理解的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悠闲，真正的风景，都只在人的内心。

任何这些景象都可以打开你的心灵，认识到世界上无边无际的苦难。让你从这里了解到这世界广大深远的痛苦，让你的爱在这一刻启动：

1、慢下来。很多人其实过得都是慌乱、浮躁的，几乎没有时间来回味、感悟生命本身的美好。将节奏慢下来，与自己灵魂互赖的人一起精致地生活。

2、每日抽出一点时间，凝神静观，重新回到我们本初的生命：赤子之心。

3、在你愤怒、贪婪、嫉妒、烦恼、怨恨、欲望、恐惧、焦虑和纷乱时，仔细想想这些是否值得，你得到了某些可以计算的好处，却污染了你生命源头的活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损失？

4、在记忆中回想那些给过你挚爱、关切、帮助的人，重温每一个他们对你表示爱心的细节。充满感激地回想，唤醒你的爱，想像你的爱从心中流露出来，首先从你最亲近的人开始，然后是亲戚、朋友、熟人、同事、邻居，然后是陌生人，甚至是你不喜欢或难以相处的人，甚至是你视为“敌人”的人，最后，让你在爱变得越来越广大宽厚，遍布整个宇宙。



——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由索甲仁波切所著的《西藏生死之书》，这本书深刻地砥励了我的精神世界，是这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好书之一。

——这不仅仅是某一种宗教或者哲学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智慧。

作者:林格
文化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贫穷？

这似乎是一个不符合常理但又很现实的存在。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屁股指挥脑袋、胆量胜过知识的状况已经不同了，如今有文化的人更有优势赢得财富，但，事实上让我们沮丧的是，文化人变得富有的仍然只是少数。


那么，贫穷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我对他们的观察与分析是：是大部分文化人身上的那种书呆子气导致了他们的贫穷。而获得财富的文化人则是坚决摈弃了书呆子气的，而洋溢着的是，一股务实而优雅的书卷气。

一、书呆子气的十大特征是：

1、愤世嫉俗。书呆子气的人对于超乎自己现实之外的东西总是嗤之以鼻，容不下与自己的价值观不吻合的任何东西，看上去很有坚持，很有原则，实则缺乏开放的思维和把新思想变成现实利益的能力。

2，空想。相信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制定的计划总是不切实际，对于现实可行性缺乏论证精神，也缺乏尝试的勇气，总以为自己比别人有头脑。

3，害羞。脸皮过薄，对于一切可能性，总是观望，为的是保全自己的面子，对于条件的占有永远都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亮出自己的态度与倾向，也缺乏主动追求效果的务实精神。

4，缺乏活化知识的能力。对事物的理解总是停留在理性认识上，对于概念总是纠缠不休。缺乏活化知识的能力与悟性。对信息的占有能力强，但缺乏科学管理与应用。

5，容易闭门造车。不懂得理解、分析人的需要，经常闭门造车。其实，人的需要是所有财富的基础。

6，害怕面对挫折与失败。困境与被动时常发生，如何面对成为文化人的一门技术。如果总是担心恐惧，则永远不能超越自己，常言道，先死而后生也，强健的心理素质正是通过面对和处理困境实现的。

7，患得患失。

8，缺乏数字精神。一切数字都是与生存和发展乃至财富有关的。书呆子气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数字意识。

9，不善于整合不同类别的优质资源。总是用自己的好恶来选择资源，而不是有效原则。

10，过于强调克己，但不善于团结、号召人。

　　二、书卷气的十大优势是：

与书呆子气不同的是书卷气，我们要书卷气，不要书呆子气，具备书卷气容易与财富结缘。书卷气包括：

1，总是书不释卷，但关注人性，注重人的感受与需求。能用自己的方式与农民与菜贩子讲哲学。

2，务实。关注过程，知道如何对过程进行有效、科学控制，以实现预期效果。

3，气质优雅但睿智有加。带有书卷气的人总是博览群书而绝不张扬，却一眼就能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的，因为人的心灵与人的气质是相通的。

4，把握人生中的大规律，并懂得强化性格中那些具有竞争力的因素；

5，大勇气。为了实现大目标勇于简化自己的生活，并勇于放弃庸常目光中似乎很重要的利益。

6，讲理性，讲科学。每一个结论会通过合理的推导得出，不是人云亦云，信口雌黄。

7，善于思考，善于抓住事物本质，善于控制局面。具有书卷气的人，知道如何想出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并能把无序而纷乱的世界理出头绪，抓住事物的关键因素，从而控制局面。

8，好习惯。爱因斯坦说，将学校里、书本上所学来的东西都忘掉后剩下的东西，就是素质，这里的素质就是好的习惯。

9，不断自我更新。热爱学习，对任何新鲜事物保持好奇心。

10，积极与高水平的人结交，并能处理好不同的人际关系。

所有的知识财富英雄，如子贡，陶朱公，马云，比尔·盖茨等等，似乎都是依靠那种书卷气而获得成功的。而书呆子气则害死了文化人，让他们不得要领……分清这两种气质正是帮助文化人变得富有的前提和关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的富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改革开放接近三十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人变得富裕了。可人们发现，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人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幸福感，相反，人性中一些低陋的东西更加暴露无疑，比如：厌倦，欲望，寂寞，嫉妒，内心深处的恐惧，烦躁与无助，人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遥远……

这也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时没有预料到的。也许，清贫一些人们会更幸福，但，我们似乎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了，即使回去了，也将无所适从，会进入另外一种不幸。因为，人是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变得富有一些。

不是吗？

关键是富有了以后，必须找到使精神生活与物质文化和谐统一的具体方法，我想，只是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只是鼓励知足常乐，只是鼓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不了的了，因为，这些纯粹的价值观，在人的欲望面前，显得异常无力。

我也一直在探究它，一直在寻找一种解决方案。这些年，似乎有了眉目了，如有兴趣，可阅读我的博文《人怎样求得真正的安乐？》

我想，再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在一个名叫“乌有之乡”的地方遇到一个沉醉于乌托邦梦想的青年更巧合的事了，结果居然就被我遇上了。
“乌有之乡”是北大西南门外一家小小的书店，兼办一些免费的讲座，乌托邦青年 叫孙连华。那天我正在书架边翻书，一个瘦弱的身影慢慢移了过来：“能认识一下吗？”他递过来一张名片。声音很谦和，但名片却吓了我一跳：孙连华，独立学者。研究领域：人类、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运行不畅、无序、不平衡、不安全、低效率……乖乖，这是谁呀？

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和我刚看到他的名片时下意识的判断相反，他不是一个嚣张浮华、追名逐利的人。他沉迷了十几年的“十字城镇”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分钱的好处，他却立志要靠自己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不，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全部困局。

按照他的想法，就是要随着现有房屋的自然老化，对整个中国进行全面改建，要把现在的“星星状”农村、“圆面状”城市全部改建成相互连接的“十”字形。以万人为单位，建成“十字城镇”，每一个城镇都是一个独立的分工合作的集体，按需生产，不以利润为目的。他还设想要实行私有物品公用、全民入学、教育、医疗、养老全部免费……

我一看他的计划就乐了，差点把刚喝进嘴里的一口茶给喷出来：“你这也未免太乌托邦了吧？”他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坚定地看了看我，说：“我确信它能实现。”

我默然了。他的“十字城镇”是他的信仰，信仰只有坚定与否的问题，没有可行与不可行的问题。我上来就质疑可行性，从他的角度看我，恐怕也是夏虫不可语冰吧？

和他改造世界的精心计划交相辉映的，是他对自己人生的全面规划。他给我看了一份“孙连华人生规划图”：30岁以前是创新、贡献期，30岁到45岁之间是谋生、还贷、积蓄期，45岁之后是普及活动期。我是属于那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那种人，这种明确完整的人生规划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有一天，我和他在北大一起听完讲座后，用AA制的方式在一起吃饭。我看到他一顿饭只花两块钱，追问之下，才发现和他的这些精致宏伟的规划相比，他的人生只能用潦倒来形容：借钱度日，四处寄居，三十出头的人了，还从未谈过女朋友。

我禁不住脱口而出：“你不觉得你活得很失败吗？”话一出口立刻就后悔了，觉得这句话很可能会伤了他，没想到他反而微微一笑，说：“我从来没有失败，只有尚未到来的成功。”

孙连华活得很窘困，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但我却常常会没有来由地羡慕他。为什么呢？我问自己。他此时的笑容感染了我，我忽然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梦，而我，早就什么梦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枯燥乏味、一览无余的现实。

记得前些年，一家媒体在京沪渝港四大城市作了一个主题为“今天，我们怎么梦想”的调查，“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当所有数据、结果摆在一起，它们纷纷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中国人已经没有梦想了。”许多人的所谓“梦想”变得非常现实和单一，“一位重庆司机说自己是公安局长就好了，北京一位退休工人的梦想是儿子能当上派出所所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青年还能长期保存一个超越性的梦想，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和很大的幸福吗？

梦想对社会的进步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像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说的那样：“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没有乌托邦的人总是沉沦于现在之中；没有乌托邦的文化总是被束缚在现在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倒退到过去之中，因为现在只有处于过去和未来的张力之中才会充满活力。”的确是这样，没有了彼岸，此岸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了令人神往的乌托邦，我们就会觉得物欲横流才是惟一合理的生活方式。想想看，一个人人都想成为公安局长的社会，能为自己找到前进的方向吗？

还好有孙连华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活得很边缘，但至少可以唤起我们重新思索我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孙连华让我意识到，如果你有了梦，你就不会再陷入种种现实的烦恼而不能自拔----—梦虽然不能帮你解决这些难题，但至少可以使它们变得不再重要。

孙连华仔细吃完了碗里的每一粒大米，然后对我说，他还要再去赶一场讲座，以便在讲座结束后将他的“十字城镇”计划递交给那位学者。说完，他提起他那个装着他的几乎全部家当的很大的黑色的包，在纷纷扬扬的小雪花里渐行渐远……

我苦恼地呆坐在原位上，知道自己虽然很羡慕他，但却永远不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幸福了：因为我已经无法再让自己相信一个乌托邦，也再没有做梦的能力的了！（中华工商时报）

清明将至，细雨霏霏，我来上海，为故去的亲人上坟扫墓。我来上海多少次了?不记得了。因是喝长江水长大的，长江沿岸的城市，都有稔知感。尤其是上海，有骨肉至亲生活在这里，从小到大，来来往往，积累起来，也是许多个日子，仿佛上海，也就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了。

上坟扫墓，在上海，是每年的一桩大事。清明前后，公共交通公司都要为此开辟公共汽车专线，远到苏杭，嘉定都算是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上海也还有自己的许多说法和专用名词，外地人一般是闹不懂的。比如扫墓供品中，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是青团。麦青草与糯米和豆沙制作的一种糕点。这是新春的时令点心，人爱吃，鬼也爱吃，大家都吃，什么道理?却不知道。我在一家大超市买青团，六只一盒，三元钱。回来路过好德便利店，青团却是一盒六元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同一天，同等大小数量的青团，价格可以相差一倍。好德利便利店是上海人自己开的，是开在家门口的杂货铺，它的服务员是阿姨型的，四十多岁五十出头，胖或者微胖，性格温和，一口上海话，上海的人情世故，无有不懂。上海不像其他许多城市，一味地好年轻姑娘。这些姑娘，脸面也许年轻好看，问她什么，却瞪了无知的白眼，一问三摇头，如此，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薄薄的不牢靠，不厚实，不亲和人，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就不想买了。上海却不，只要它愿意，它会设法让你把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都乖乖掏出来。阿姨好脾气，耐心教我道理，说：“这青团是好的呀，那青团的是摆摆样子的呀。要是自己吃么，一定要买这青团。那青团呢。大家都是拿去做事的呀。”做事就是上坟。上坟的供果，因最终都是给看墓人拿走，上海人便会选择一些便宜的瓜果糕点，摆摆样子，让仪式得以完成。如此看来，上海人就显得薄情寡义了。可是要说上海人不讲感情，那也不对，年年的清明，家家都出动，大举地做事，其态度与规模，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匹敌。一旁忖度忖度，才明白，上海人是实在与理智，怎么也不肯花冤枉钱。清明是一定要上坟的，悼念也是一定不要忘记省钱的。细雨蒙蒙的上海，满大街奔波着扫墓人，昂贵的鲜花与糕点，照样还是消费不了多少。眼里是要噙着泪水的，东西还是要寻找便宜的。上海人把事情做得哀而不伤，有节有度，感情上再难过，心地里总是有把守；钞票花费到什么程度，手指缝都还是捏得出分寸来，绝对不会恣肆汪洋。这便是上海式的现实主义了。

上海的现实主义很是难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树大根深地密布在生活的纹理之中。你进入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以后，有一天，他们就会告诉你：“法国葡萄酒是好的呀!在麦德龙和家乐福，三四十元，也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波尔多红葡或者白葡；中国的王朝和长城，那是难喝得来!还要七八十元，千万不好随便买的了。”

关于职业的选择，上海人也是要告诫亲朋好友的，他们说：“现在最好是去做教授。做生意嘛，好是好的来，不过风险大，又辛苦，还要运气好；大多数人，运气都有定数，哪里有那么多的好运等着你呀?做生意嘛一般人还是吃不消。现在在大学做教授，动动嘴皮子，一个月收入上万元还是毛毛雨，又受人尊重，又有派头，现在国家把教育当产业抓，做教授肯定是最好的呀。”

近年来上海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要数卖房。街道上最多的门脸，也是房地产中介公司，三五步就一家。也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玄乎劲，让上海人嗅出了一种难以把握的不安稳，只有不动产才是最牢靠的。于是家家户户都在盘算并行动着：如何小房换大房、如何大房换别墅、如何买头期开盘房、如何按揭买房出租还贷；今后任你风雨飘摇，房子总归屹立在上海的大地上，上海总归是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人人都想来上海，上海的土地总归上越来越少，因此今后房子的保值升值绝无问题。上海人坚信：上海的住房是一个硬道理。

若以为上海是一个香风温软的城市，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首先，上海总是有十分强劲的风，动不动在窗外呜呜响得怕人，到底是海边的城市，难得中原城市的风和日匾。上海的行事作风同样很硬派，满大街都是硬道理。你在别的城市买机票，

都可以谈折扣，五折票也是经常会有的事情，在上海你就休想。在上海你想安装一部电话，你不往电信局跑几次并耐心排队并提前交足预付款，期望像许多城市那样给电信局打个电话就来人装机，那你也休想。上海大街上的标语，一味都是灌输上海的硬道理，如“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入库，不然几秒钟就会失窃”，“不存放电动自行车，省了小钱失了大钱”，等等，都是特别直白的危险。按说缓缓步入餐厅，应该是有一点诗情画意的事情，而你步入上海的某些餐厅，不当心就看见了餐椅背靠上的广告词：进餐带套一防污染二防被盗!进餐还要带什么“套”吗?这是很突兀很吓人的话，如果对上海的现实主义没有足够的了解，多半要被“进餐带套”吓得诗情画意全无。其实这广告词也就是说：进餐的时候，顾客将外衣和随身小包挂在餐椅椅背上，那么就应该使用一只椅背套子。一般说来，凡诉诸文字的口号标语广告词之类，人们写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一点对称与压韵，艺术感染力什么的，上海却不管这些，上海的文字个个都砸到实处，要叫你懂得害怕，要叫你明白人人都在觊觎你的钱，这就是上海的习惯做法和春夏秋冬，是日复一日的上海日常生活了。

上海人生活得是如此本位，对于国家政治与社会体制与贪污腐败等问题，就是不像其他城市的人群那么关注与激烈。上海人清醒客观的很，根本懒得怨天尤人，要的只是自己兢兢业业地操持自己的日子，所有的日子串连起来即是自己的命运。可以想见，物价再涨，世道再乱，上海人的日子，也会过得稳妥，很难发生饔飧不继的事情。一日三餐是安定团结的最基本保证，既然都可以把握在自己手中，上海人自是心平气和的了。于是乎，上海的温然怡和之气，也就是由大街小巷千家万户，不谋而合地，点点滴滴地发生与散发出来，弥漫在这个长江入海口的城市上空，弥漫在百年来的发展历史里，成为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基调。

上海的文化基调，走马观花的人大都有误解，似乎上海就是中国的灯红酒绿，花花世界，人人都在享受生命，贵夫人娇小姐小白脸的公子哥儿都在极尽奢靡。世面流传的一些文字，大都也是写写上海的旧时洋楼，今日的酒吧；起死回生于新旧时代之间的爵士乐，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老洋房里头的绅士，江边外滩的水兵；昔日名媛与歌女的香氛丽影，浦江两岸的异国建筑与不夜城的激光灯。这是上海，的确是上海，却不仅仅是上海。这些物质生活与精神形状，在上海在着有着，在巴黎，在阿拉伯世界，在非洲，一样也都在着有着。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形态，在本质上，不以地域空间划分，而以阶层等级划分，富有阶层都拥有同样的物质，因此形成了他们同样的生活形态。这个生活形态一律都是豪华的，精致的，奢靡的，艺术的，享乐的，这是一个以物质文明的最好为原则的形态，决不独独是上海。

上海是上海人民的，人民是指一个绝大多数的群体，上海人民才是上海文化的代表。是他们创造并发展着上海这个城市最本质的东西：血肉，面貌，语言，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上海人民最善于为个体生命营造安身立命之所；安稳与实惠，是支配他们行为的根本宗旨。上海人民理智面对现实的态度，无疑形成了上海的生存哲学与主义，在当今中国独树一帜。也许你会嫌上海人说话行事大严谨，太精明，太实在，太清楚也太罗嗦和大绵长，密密匝匝，嘀哩嘟噜，没完没了，不留空隙，缺少飞白；那你就得去武汉这样的城市。到湖北去，到四川去，到东北去，到西北去，到山更高水更远的地方去。武汉大街上的标语，长的是：明日拆迁实无奈，今日挥泪大出血。短的只有两个字：瞎卖!更有多情博爱的：本店一律跳楼价!朋友，只要你来，我就为你跳楼。无论是瞎卖，还是挥泪，还是跳楼，文字里都透出疯癫痴狂，写字人的骨子里头，都是激情荡漾的，完全是一种不顾现实的态度，都可笑，可恨，也可爱，看了叫人牙痒痒。却原来，上海才是关怀人生的冷暖温饱的，上海才是一个温情的市民城市；武汉这种江水奔流的城市，到底总是江湖的，动不动就是雅兴一来诗下酒，豪情一去剑赠人；动不动就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动不动就是革命自有后来人，砍头只当风吹帽。激情过后呢?剩下的漫长时日呢?武汉人没辙了，搞不好就容易自暴自弃了。却原来，还是依靠上海的现实主义，才可以支撑漫长的日子；支撑得好，也才会有国富民强的可能性。对于现今的中国，对于现今许多烦燥不安、心气不顺的中国人，对于那些时，时刻刻有可能变成亡命之徒的迷乱者，上海的现实主义的确是好的呀----“好的呀”是上海人的口头语。

从中国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上海的现实主义不是鹿茸，不大补；不是大黄，不大泄；不是吗啡，不麻醉；不是罂粟，不痴狂。上海的现实主义是冬虫夏草，性味平和，是中国的温补，既补内虚，也补外躁，还固本生精，提高免疫力。这是我学过医的毛病，喜欢乱开处方，不过是一个玩笑罢了。

这10大秘诀是当代聪明的时尚女性所必须掌握的，绝不要忽视它们：
1、培养自身神秘感，不要随便泄露你的隐私或者过去。

2、给对方一定的暗示，而不要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3、在适当的时候出现。

4、举止幽雅，直白的语言和易怒的性格都会暴露出你女性魅力的不足。

5、保持新鲜感，让自己每天都显得和昨日有所都与众不同。

6、由你来决定你的人生价值，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你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7、你不想被人当作永远套在脚上甩不掉的旧拖鞋吧，让他享有一定的私人空间。

8、任何时尚都没有比自然的女性特质更能吸引男人。

9、拥有自己的金融资产，进行个人的资产管理是明智的选择。

10、你永远不会绝望，也不会依赖别人。

其实，最重要的秘诀是控制自己的情感，否则你的生活将会崎岖不平。你应该每天早晨起床时对着镜子问一问：“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天中就坚定地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总是认为自己很失败的女人常常会试图在心理上控制男人。她们有时会表现出一些过激而令人窒息的行为，比如说探听别人隐私，疯狂地给人打电话聊天，这些都表现出了她们内心的恐惧。应该把这些抛在脑后，在头脑中为你的未来规划一个蓝图。记住一点：如果你以欺骗的方式让一个男人和你结婚，那么以后你会有不断的麻烦，因为他的不满迟早会爆发出来。

你必须时刻关注你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寻找一些良师益友，多交一些能够鼓励你让你增强信心的朋友。

在你蓝图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努力追求新的知识，逐条列出行动的步骤，以实际行动来代替幻想吧。活力可扫除障碍。不能总是用巧克力和胡思乱想来逃避现实，这样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纵容自己是很危险的。成天让你拉帮结伙的朋友不是真朋友。故作小女孩的可怜状来逃避责任是愚蠢可笑的，这太单纯了。你可以摆脱控制并做出一些严肃的决策吗？总有一天在生活中你会意识到你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

在心里想想几个问题。还有工作挣钱还要供养谁？你能削减你的银行存款吗？你会宣称自己不可救药来逃避成人的责任吗（事实上是因为你的懒惰）？当有人说你昏头昏脑孩子气时你是否会感到高兴呢？是时候让自己变得成熟了。

如果你想和一个男人谈恋爱，不要表现出情感上的饥渴。只能接受你理想中的男人。顺便说一句，这世界并不缺乏优秀的男人，但是你必须主宰自己生活，总有一天会发现你期待出现的人。

男人在对外貌产生第一印象后，真正吸引男人的，是那种性格开朗、热情的女性。
男人因为什么原因要结婚？因为什么原因又维持婚姻？家务事如何与夫妇的性生活直接相关？此外，是不是所有男人都有恐婚症？他们对性爱的需求是不是永远有完没完的？什么特徵使得他们会爱上某位女人，还有，为什么有些女性使他们犹豫彷徨？


这些是令不少女性十分关切又因此而头痛不已的问题，《新闻周刊》Susanna Schrobsdorff报道说，记者Neil Chethik出版了一本名为《VoiceMale－丈夫是如何真正看待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妻子，性，家务和承诺的》的新书，回答这些问题。

在书中，Chethiki说，他在全美范围内对近300名丈夫作了调查，对70名处在不同婚姻阶段的男子的进行了深入采访，主要探究，是什么事情让丈夫们高兴，什么事情让丈夫们烦恼。值得高兴的消息是：与他交谈的丈夫中，93％的说如果再给他们一次选择机会，他们仍然会与同一名女子结婚。有82％的男性对他们的性生活表示满意，但是同时，他们有时感到震惊的是"女性居然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做爱。”

Chethik还指出：男人通常是通过观察自己父亲如何做丈夫，而学习自己应该如何做丈夫的。

《新闻周刊》的Susanna Schrobsdorff与Neil Chethik就书中的一些主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包括：为什么男人在评论有魅力的女性时，最看中性格"开朗”这一条，他们过情人节时最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家务分配如何直接影响到夫妇的性生活。

首先，他们讨论了"男人过情人节时想要什么？”的问题。

Neil Chethik认为，丈夫们不想过情人节。如果把情人节完全取消掉，他们还会更高兴。男人在情人节时，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的文化习俗是："他在情人节时为你做了什么？”这好像已经成为某种具有象徵性的情理。

但是，大多数男人想要的，实际上不是另一条领带或者小工具。他们希望妻子更浪漫一点。如果他们妻子会想到性爱，或者甚至计划好做爱，他们会异常欣喜。当然，夫妇做爱，不需要等情人节晚上，但是，如果妻子保证一到晚上，把门一锁，任丈夫为所欲为，男人当然再高兴不过。这并不是做爱本身如何的问题，而是男人的兴趣在做爱。

其次，他们谈到，那么，已婚男人是不是总是不满足于他们做爱的次数？Chethiki写道，通常不会，但是，有时男人会等待女方主动，他们在心里想的是，到底要到什么时候，她才会主动要求做爱呢？而且，男人会对女性可以长期不想到性爱感到震惊，而女人，则会对男性居然可以长期不想到家务事感到震惊。对一名女人来说，家庭的环境是让她觉得美好和性感的一部分。对男人来说，男女之间的性爱交流，是让他觉得自己身心愉快的一个方面。

Chethiki还写道，事实上，并不是只有性爱才带来欢乐。几乎所有程度的美满家庭生活，都与家务有关。

所以，家务和美满的家庭生活是有关系。Chethiki说，我在写书时，在采访中不断发现，家务和性爱之间存在平行关系。男人说，如果他们的妻子对家务事越感到满意，那么丈夫对性生活感觉也越好。Chethiki进行的数据统计显示"，如果妻子对家务的状况感到高兴，夫妇之间的性爱会更频繁。当然，家务与性爱，两者并非完全对等，妻子只要认为还过得去就行了。

人们的传统观念是，家务是女性的责任。当一名妻子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乱糟糟的，她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心情。如果男方能发现这一点，并为家务出点力，那他通常会在性爱中获得妻子的回报奖励。乾净整洁的屋子，会让妻子不那么容易生气，不那么感觉有负担和不那么劳累。

这是不是意味着男人在情人节时应该为他们的妻子做一天大扫除？很对！我直到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理解到，女性感到有负担，并不是因为要进行大扫除，而是担忧屋子的清洁状况。Chethiki还说，所以，我最后同意，雇佣清洁工来帮我们打扫房子，这对我们的性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男人决定结婚呢? Chethiki说，男人与女人在这方面不一样，因为我们不能只有爱情。除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外，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我在书中的提到一名男子就十分精打细算，用表格把与女方一起生活的利弊得失一清二楚地列出来，进行比较。就像体育运动一样，我们知道如何做一名队友，如何用肢体语言传达想法，如何为共同目标努力。如果我们可以遇上一名我们认为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女性，我们会很容易受她吸引。与社会加给男人的恐婚形象相反，大多数男人都希望找到一名能共同生活的夥伴、朋友和情人。

《新闻周刊》的Susanna Schrobsdorff又问道：什么样性格的女性对男人最有吸引力呢？Chethiki说，男人在对外貌产生第一印象后，真正吸引男人的，是那种性格开朗、热情的女性。我们都知道，女性往往会主导家庭成员的气氛。如果她很开朗、乐观，那么我们就会感同身受地处在这种环境中。如果她很阴沈、尖刻、总是不高兴，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种压抑气氛下。

另外的，男人喜欢自信的女性。吸引男人的是这样一种女性，她们了解自己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她们有许多可以打满分的特徵，并突出这些特徵。男人也知道自己在很多方面也非完美。Chethiki说，作为男人，我们理解，要看中一个人的优点，而不是挖掘她的缺点。

Susanna Schrobsdorff又提出：女性有时对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感到不满。男人对此有何说法？

Chethiki以自己在调查中的经历为例说，当我问男人，他们是如何向妻子示爱时，他们说：我会为她的车子加油，洗车。”而女性则回答："但是，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男人表达自己的方式和女性希望听到的方式，往往有一个表达上的差距。女方可以打开男子表达他自己爱意的方式。

很多时候，男人会说，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为了这个家庭，他们得干这份工作。很多时候，许多女人会问丈夫："那你最近为这个家做了什么？”男人会想想，然后说："我已经这为这家干了一整天，你还要我怎么样？”双方都闹得不痛快，其实都不是故意造成的。

Chethiki还发现，在一桩婚姻中，男人与他父亲的关系，是婚姻成功与否的关键，比他与母亲的关系好坏更重要。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倾向于认为，男人与他母亲的关系，应该会多多少少的显示，他将会如何对待他妻子。但是，他的母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完全没有联系。男人是从父亲身上学会如何做一名丈夫，如何做一名父亲的。如果，你看看那些被父亲抛弃的男人，他们通常与母亲关系很好，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与女性以及他们的妻子打交道。

婚外情，是夫妻关系中一个异常敏感的事情，Chethiki的调查，包括询问那些承认有婚外情的男子：为什么有婚外情。那么这些男子怎么说呢？

大多数男人承认，有婚外情，这与他们妻子或者他们是否在性生活上得到满足无关。而这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自己与承诺的抗争，以及他们要挽回因为婚姻而失去的东西。大多数男人不能有与其它女子在一起的幻想，甚至有时产生与她调情逗意的念头，但是，他们多数都不会再跨出下一步－他们意识到，婚姻要比短暂的满足更重要。

Chethiki说，在进行采访时，最让我惊奇的是，60％的男人说，他们妻子彻底的改造了他们，以及90％的男人认为自己变得更好了。我倾向于赞同"你不要以为结婚可以改变一个男人”这句话。但是，男人也察觉到，婚姻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捩点，他们通常都因为喜欢他们的妻子，愿意做些改变。男人不希望整天受批评、罗嗦或者抱怨，他们希望获得理解，但是，当他们觉得女方理解他时，就愿意做出改变。

男人就像“橡皮筋”。将橡皮筋延长，只要没超过弹性限度，一松手，立刻就会反弹回来--对于理解男人的“亲密周期”，这是个完美的比喻。男人“亲密周期”的过程是：亲密—疏远—亲密。

女人常常惊奇地发觉，即便男人深爱她，也会周期性地选择“逃避”。

在此之后，他才对女人更为亲近。这是男人的本能使然。他不时产生逃避的冲动，不是一种决定，不是蓄谋已久的抉择。它只是偶然发生的“情感事件”。男人的逃避，不是他的错，也不是女人的错！它从属于一种天然的循环或周期。

即便男人深爱女人，也会周期性地选择“逃避”。在此之后，他才对女人更为亲近。

男人的疏远和逃避，经常让女人产生误解。对于女人而言，有了逃避之念，通常缘于下列情形：你不信任男人，觉得男人不了解你的感受；你受到男人的伤害，害怕再次受到伤害；男人做了错事，你极度失望。

毋庸置疑，男人也因同样的原因疏远女人，问题在于：即使你表现正常，无懈可击，他也可能企图逃避。典型而常见的情形是：起初他对你爱意绵绵，你对她信任有加。忽然间，男人显得烦躁不安，六神无主。他开始疏远你--此时，橡皮筋正在拉长！他不愿与你聊天，甚至不理不睬。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恢复常态，再次对你亲热起来--此时，橡皮筋自动反弹回来了！

男人之所以逃避，是要满足“独处”和“反省”的需要。如同橡皮筋一样，先是彻底地延伸出去，眨眼之间，就会猛然反弹回来，同样，一段时间的逃避之后，男人就会强烈地渴望爱，留恋亲密的感觉！他的内心深处，产生更大的激情和冲动；他要给他的女人更多的爱。他要再次得到梦寐以求的爱。此时，他对女人更为亲密，没有任何生疏的感觉，也无需由疏远到亲近、重新熟悉的“过渡期”。

了解男性的“亲密周期”，能使两个人感情更深厚，更巩固。不过，这种周期也可能为女人误解，产生不必要的困扰。不妨看一个例子--

玛丽女士焦虑、苦恼、生气。她和男友杰夫约会了6个月，一切那样顺利、浪漫而美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杰夫的态度会突然改变。有一天，玛丽发觉，不知为什么，杰夫在感情上变得疏远起来，像换了一个人，恨不能离开她似的！玛丽对我说：“1分钟前，他对我还那样痴情，1分钟后，他甚至连话都不想对我说！我想尽了办法，试图让他回心转意，却使情况更糟。他看上去那样陌生，我不清楚，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难道我变得可怕了么？我是妖魔鬼怪吗？不然的话，他怎么无缘无故地疏远我呢？”

玛丽觉得，一定是她自己出了问题，才使得杰夫越来越冷淡，越来越疏远。女人很容易产生类似的心理，以为自己表现不佳，才导致不利局面的出现，并由此自责，玛丽就是如此。她想让杰夫恢复“原状”，让爱情继续开花、结果，可她越是接近杰夫，杰夫就越是疏远她。

参加了我主持的研讨会后，玛丽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她心情轻松和舒畅，她的焦虑和迷惑，顷刻间烟消云散。她不再将责任归咎于自己，因为她意识到，杰夫突然的疏远，不是她的错，而是男人的本能和需要，她用不着庸人自扰。就这样，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几个月后，在我主持的另一次研讨会上，杰夫向我表示感谢。他告诉我，参加研讨会，让玛丽学到了很多很多！从杰夫口中，我也欣喜地得知：他们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

由此可知，玛丽后来如愿以偿，在于她懂得了一个秘密，一个有关男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却让多数女人感到陌生。实际上，杰夫渴望逃避，玛丽却不顾一切地阻止，显然违背杰夫的意愿。就像橡皮筋那样，杰夫需要“延长”足够的距离，才能获得“反弹”的力量。经过从疏远到逃避的过程，杰夫才会产生足够的动力，对玛丽变得更为亲密。不过，一直以来，玛丽完全蒙在鼓里。她无法理解杰夫原本好好的，为何眨眼间态度就冷淡起来？她无了解原因，只是拼命让杰夫改变态度， “迷途知返”，却没有任何效果。

穆尼尔·纳素夫


解　凡

　　爱和怨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同时存在、形影不离。有时，夫妻间爱得真挚，便恨得痛切；有时，误解突生遂势不两立，误解一释，便和好如初。情人怨所爱的人陡生恶习，慈母恨孩子久不成材，此怨此恨中正包含着深切感人的爱。
　　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的爱心往往多于怨恨；他乐观、愉快、豁达、忍让，而不悲伤、消沉、焦躁、恼怒；他对自己伴侣和亲友的不足处，以爱心劝慰，述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听者动心，感佩，尊从，这样，他们之间就不会存在感情上的隔阂，行动上的对立，心理上的怨恨。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令人烦恼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会突现在你面前，给你心中留下哪怕是短暂的印象，使你感到不快、厌烦；有时，一些重大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就可能在你的心灵深处造成重创，甚至威胁你的生活。而造成这些灾难性事件的人，如果正是与你朝夕相处的人，你该如何对待他呢？
　　谅解和友谊有两个男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不仅在一个学校里，而且在同一个班里。俩人情同手足胜似手足，终日相处形影不离。他俩都是独生子，很得家长的喜爱。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他俩相约到海边游泳。夏日的海滨，细细白沙柔软而蓬松，蓝蓝的海水不断地轻轻亲吻着他们的脚背，吸引他们恨不得一下子投向大海的怀抱中。这对年轻好胜的小伙子互相比赛着向深处游去。突然，风云骤变，阳光隐没在厚厚的云层里，那碧绿的海水顿时变得混沌暗黑。不一会儿，暴风雨便如同瀑布似的铺天盖地倾泻下来，狂怒的海水发出呼呼巨响。这两个小伙子在滔天的白浪中与危险苦苦地搏斗着，他们刚刚游在一起，就被一层巨浪分开了。他们高声喊叫着，竭力保持联系，同时，拼命往岸上游去。风越来越大，浪越来越高了，海浪时而像无数隆起的小山，把他们抛向高空，时而又如凹下去的狭谷，使他们掉进无底的深渊。啊，一个小伙子仍在高叫着同伴的名字，却怎么不见回音？他心急如焚，拼命向同伴那里游去。人不见了！他不顾一切地喊叫着，寻找着，直到凶猛的巨浪把他打昏。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好友不幸溺水身亡。后来，他伤愈出院了，但他心中的忧患却日渐加剧。是他主动找好友去游泳的，是他没把好友抢救出来。他失魂落魄地终日在海边徘徊，向着一望无垠的大海轻轻呼唤着好友的名字，但是只有那阵阵涛声作答。
　　他来到好友家里，请求伯母的宽恕。那失去独子的母亲悲痛欲绝，终日以泪洗面，无暇顾他。他每次都怀着一颗负疚的心情悻悻而去。
　　这种痛苦的心绪一直伴随着他离开校门，走上了社会；为亡友而产生的伤感也注满了他的新房，甚至在蜜月中也不时地影响到新婚的热烈气氛，这使新娘惊诧不解、思绪万千。她看到丈夫总爱在海边定睛伫止、神不守舍，便生气道：“你总来海边，那你就去跟大海一块过日子吧！”一气之下，便离家而去了。妻子的离去，使他陷进了更大的苦恼之中。
　　一天，有人轻轻地敲他的房门。来了两个人，一位站在门外，另一位妇人进来，轻吻了他的额头，亲切地说：“孩子，还认得我吗？”他抬头一看，来的正是他亡友的母亲。“伯母，想不到是您来了！”他惊喜地扑上去。妇人亲切地抚摩着他的头发说：“我的孩子，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曾经对你也不够冷静，请你多多原谅！”说着，两行晶莹的泪水无声地流淌在她那苍白的面颊上。“伯母！我的好妈妈！”他再也忍不住了，痛悔和欢喜的泪水尽情地涌出。然而，这已不再是难过的泪水，而是互相谅解的热泪。她冷静了一下，说：“我今天来，是想对你说，我从你身上看到我的孩子还活着。你为他倾注了自己的哀思，我从你的情感中感受到人生的欢乐。让我们互相谅解吧，让我们如同一家人那样互相体恤吧。我从你妻子那里了解了你的感情，我觉得你是可敬的。但是，我与你、她与你之间还缺乏谅解的精神；现在，我把她找来了，愿你们永远相互体谅，互敬互爱，白头偕老吧！”
　　从此，他心头的忧虑消除了，小夫妻俩和好如初，相亲相爱，他们还把亡友之母接来同住。生活中，谅解可以产生奇迹，谅解可以挽回感情上的损失，谅解犹如一个火把，能照亮由焦躁、怨恨和复仇心理铺就的道路。
　　对立与协调一位新婚不久的新娘突然在新郎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情书，阅后，顿时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她感到天昏地暗，心如刀绞，痛不欲生。她感到她们新婚家庭就要完结、消失了。她久久地呆坐在门口椅子上，心中对“背叛了的丈夫”恨得咬牙切齿。他终于出现在她面前了，她立刻如同一枚炸弹似的在他眼前轰然炸开了，她捶胸顿足，嚎啕大哭，撕打斥骂他。他显然是十分尴尬难堪的。他涨红了脸，竭力使她镇静。待她的怒气稍微缓和些了，他请她坐在床边，冷静地对她说：“亲爱的，请你相信我对你的忠贞吧，我发誓，我对你毫无二心！”“那这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正是我要向你解释的。这位姑娘是我原来大学里的同学，她曾经向我提出结婚，被我拒绝了。现在，她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们已结婚了；她气极败坏，于是给我写了这封信，她怀着一颗嫉恨之心，采取了写情书的方式，企图来搅乱我们平静如水的幸福生活，这是什么情书？只不过是一出恶作剧而已！而你却信以为真了。请原谅我吧，亲爱的，我不该对你隐瞒了此事。不过你使我看到了你的诚挚的爱，我也希望能看到你的谅解之心。”说完，新郎拉起了她的手，把一封短信塞在她的手里，说：“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请看吧。”这封早就写好的短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自己妻子的深情厚意和对新婚欢乐的盛情赞颂。妻子明白了一切，她把这封短信贴在心口上，转怒为喜，转喜为嗔，幸福的笑意又回到了她的嘴边。
　　人生在召唤谅解的作用，还在于它能唤起失望者对人生的向往和留恋，它可以促使犯错误甚至犯罪的人改邪归正，重新作人。
　　有一个工人由于在生产的关键时刻，意志不坚，马虎从事，造成重大责任事故，被捕入狱了。在狱中，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后悔莫及，但没有消沉，反而认清了责任，增强了自信心。快要出狱的前夕，他给厂长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清了自己的罪过，很对不起大家。我即将出狱重新开始生活了，我将在后天乘火车路过咱们厂。作为工厂原来的职工，我恳切请求您和大家接受我这颗悔过之心。如能偿此愿，敬请您在我路过工厂所在车站时，扬起一面旗子，我将见旗下车；否则，我将去火车载我去的任何地方……”他终于出狱了，带着一颗痛悔的心，张着一双迷惘的眼睛。临近车站了，他微微闭上双目，默默地为命运祈祷。他睁开双眼，啊，他看到了什么？莫不是眼花了不成。他使劲揉了揉两眼，看见车站上一些人手里擎着各种彩旗，是他们，是他的”“工友们在高声呼唤着他的名字。他们那亲切的声音唤起了他强烈的生活欲望和信心。他没等车停稳，便泪流满面地投入到人群之中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优秀的工人。
　　谅解也是一种勉励、启迪、指引，它能催人弃恶从善，使歧路人走入正轨，发挥他们的潜力。

在网上读到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题为《浪漫，中国女人的软肋》，看口气出自女人手笔。文章说每个女人都梦想着在有声有色的花样年华里浪漫一把。可是，在中国找个浪漫男人太难了，中国女人很难在现实中寻找到心目中的浪漫男人和浪漫的氛围，中国女人也很难在现实中浪漫起来。话说得有道理，在情爱方面，我们从来就没有形成浪漫传统。典籍中只有《世说新语》中王安丰的老婆说过“我爱你呀我爱你”（卿卿）这种话，还被老公板起脸教训一通，说“老婆跟老公说我爱你这种话是没礼貌没教养的，以后可别扯这个了！”由于妻子坚持不改，王安丰才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一般我们听习惯了的爱称是“死鬼”“杀千刀的”“坏种”之类，说明我们的爱情（假如有的话）属于毛骨悚然的一路，跟西人的甜酸旖旎完全是两套路数。
那篇文章说，巴黎女人是浪漫之最。巴黎女人的浪漫并不仅仅表现在香奈尔5号的味觉感官和香榭丽舍大街法国梧桐下与情侣漫步上，更多让人感到浪漫的细节是：清凉如水的夜里，别墅灯火辉煌，穿一袭曳地黑色长裙，披一肩华美披肩的美丽冷艳女人的出现，女人的红唇呷着淡黄色的香槟，眼睛却半乜着随处一扫，间或放下高脚杯，去浅尝鹅肝酱和刚出炉的面包，那种难以言表的精致细腻的浪漫，直把人的每个神经末梢都熨烫舒展。于是乎，世界各地的男人们惊呼：水晶灯下的巴黎女人是世界上最懂得制造浪漫的女人了。在中国，如果有女人胆敢穿成这样，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一定会有人揣摩，这女人肯定是风尘中人。盛宴，当然中国女人也有参加，只是中国的国情是以白为尊，为了自产自销喝酒当然还是喝白的，这一来二往的就喝得面若桃花了，看着倒也别有一种风情，就是少了些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浪漫情调。

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只能在情人那里提心吊胆地体会一下浪漫的滋味，回到家就严肃紧张了。我们的女人在结婚后基本不会在丈夫回家进门的那一刻，露出最美白的牙齿和最完美的笑容；晚上也绝不会穿上性感撩人的睡衣，洒上馥郁醉人的香水，调设诱惑迷离的伊豆般灯光期待赐福；清早更不可能在丈夫醒来之前刷牙沐浴化妆，不叫丈夫看见带着口味蓬头垢面的一个黄脸婆。是的，这种浪漫的事，在俺们文明古国，是不着调不靠谱儿的。有一首歌唱道：“最浪漫的事，是陪你一起慢慢变老”，每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想到海哭的声音。 （深圳商报）

地点：上海解放日报“文化论坛”
主讲人：崔永元

吴建民先生在他的演讲中提到，1999年8月2日法国希拉克总统请他去总统府吃饭。在交谈的过程中，希拉克说，他正在写一个关于李白的电影脚本，而且正在找演员来出演这个角色。

吴先生不愧当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我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登在报纸上，（全场笑声）这样会是一篇很好的报道。可惜的是，现在我们的新闻界不流行这种做法，大家总是在每个人的演讲或者讲话中提炼。比如吴先生的讲话，就可以提炼出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法国总统正在写关于李白的剧本----—大诗人李白初步拟定由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扮演》。（全场大笑）到网站上一发这个帖子，大家立刻打成一气：有人说崔永元演合适，有人说不合适，还有人说，从法国得到最新消息，李白是由阿兰·德龙饰演的。（全场笑声）最后，吴先生就只能出来澄清有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样，各家报纸的发行量都可以很大。

大家可以当笑话听，但是我要很沉重地告诉大家：这是中国报业的一种现状。（全场笑声）

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今天的题目设置得非常有意思，龙永图先生讲的是“文化较量”，吴建民先生讲的是“文化体验”，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同志非常体谅我，给我设置的题目是“文化观察”。（全场笑声）文化观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什么，就说点什么。（全场大笑）我比较喜欢看电影，我就说说电影。

我觉得中国电影很了不起、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大家都唱的国歌，它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国歌里面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国电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揪着电影不放呢？其实，前一段很多关于我的议论，矛头都直指电视，大家知道，我现在还在电视台工作呢，这样工作起来不是特别方便。（全场笑声）但是还是要讲，我想了想那就讲电影，这样我的同事们的日子可能好过点儿。（全场笑声）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是2003年的，也是权威部门发布的----—中国电影2000块银幕，票房收入是十亿元人民币。十亿元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韩国有一部电影《太极旗飘扬》，就是这一部电影在韩国的票房收入的数字。我们出过李白，出过诸葛亮，这么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号称一年拍一百到两百部电影，只能和人口4800万的韩国的一部电影去作比较，这对我们喜爱电影的人来说是很悲愤的。在2003年还有一个官方统计的数字，就是中国人每五年才进一次电影院。今年中国拍的电影也不下300部，现在大家可以在心里数一数，你们今年看了几部国产电影？你们又知道今年上映了几部国产电影？这就是中国电影目前的现状。

最早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因为我过于愤怒了，我觉得我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表述很有问题。我的表述和一种说法不谋而合，我认为，好莱坞在搞“和平演变”，于是遭到了很多人的抨击。大家可能会想，一个“文化大革命”时刚三岁的人，怎么会受那场运动影响那么深！（全场笑声）后来我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中国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喜欢钱，我就转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研究好莱坞电影，来研究中国电影。简单地说就是，该我们挣的钱被别人挣走了。很快，这个观点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认可。（全场笑声）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化可以回旋的部分吧，同一件事至少能找到十个方面去说。

电影的不景气我亲身体验过，那是非常痛苦的体验。

有一回，报纸上说，有部电影是宁瀛拍的，叫《民警故事》，非常好看。那天中午，我就约了同事，我们两个开着车去电影院看。路上堵车，到那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我就很着急地去买票，但是卖票的那位女同志动作特别慢，一会儿动动她的耳环，一会儿捋捋她的头发。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民警故事》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但就是没人看，很令人费解。

我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我们的部队大院里，看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很多女孩子对电影没兴趣，但是那天会穿上新衣服，在露天电影院旁边绕来绕去。（全场笑声）我们看电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摆放电影放映机，挂电影银幕，对焦，打出第一束光，放加片，到放正片，都是看电影的过程，一个享受的过程。小时候，我父母管我们特别严，不让我们早去占地方，经常去得很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银幕后面看电影，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全场大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早早就知道了要放映一部新电影，我跟母亲说我要很早去占位置，我母亲说不行，你去早了就会跟人打架。我说不会的，她就同意了。那部电影晚上七点开始放，我中午12点就去了。（全场笑声）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就我一把凳子，我占了个最好的位置。我就冒着酷暑一直等着，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慢慢地开始有人来了。大家把我围在中间，所有人都羡慕我的地方，说老崔家的小儿子占的那个地方太好了！（全场笑声）到了六点多钟，来了几个黑大汉，直奔我这个地方。他们让我起来，我说我不能起来，这是最好的位置，我12点就来占地方了。他们说你必须躲开，这是放电影机的地方！（全场大笑，鼓掌）为了放电影机，最后我就跑到银幕后面看电影去了。（全场笑声）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看电影的。

美国大片改变观众欣赏口味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挑战

但是现在为什么把大家叫到电影院那么难呢？这个问题一定要研究研究。

我认为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候美国大片开始进入中国市场。美国影片有一个特点，它叫“大片”。现在美国电影的拍摄量是每年800到1000部，其中大片有多少呢？不超过20部。但是在中国的银幕上放映的，恰恰就是这20部。

十年的过程完全改变了中国观众的电影欣赏习惯。现在观众们认为什么叫电影？只有大片才叫电影。看看我们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全场笑声）我是吸收了吴大使的看法，都把它们并列在一起的，都是朋友啊。（全场笑声）这些成了片子的卖点。所以我们仔细想一想，现在我们进电影院的时候，大家都是奔着这些去的，宣传也都是这样宣传的，还要比音响效果。如果今天下午我要请大家看一部电影，这个电影讲述的故事在一间屋子里发生，只有两个人，是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小孙子相依为命的故事，非常感人，恐怕没有人愿意看。因为大家觉得这是电视剧的题材，电影几十块钱一张票，怎么能只看两个人，还在一间屋子里？如果非要看两个人在一间屋子里，那两个人也得年龄相仿才行。（全场笑声）我觉得，大家看电影的口味变了。当然我们的电影也有问题。比如，如果你说请一个朋友去看电影，告诉他说今天请你看主旋律的电影，他会不会觉得你有问题？（全场笑声）。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主旋律。我是1963年出生的。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是喜欢雷锋，喜欢焦裕禄，喜欢江姐，不允许有人玷污他们。但是现在个别主旋律电影确实有些问题，我把它总结为：凡是英雄模范一上主旋律电影就不是人了，就是神了，他们没有任何缺点。

我也认识一些导演，他们拍的时候想法就特别简单，拍这个电影就可以得什么奖，就可以拿到一百万的补贴，卖给电影频道再能卖一百万，这个电影基本上就不赔本了。

同样的问题在俄罗斯，在印度，在英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在这些电影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遇到过，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对策。比如说，俄罗斯当时抑制不住的时候，就取消了电影配额。非常简单的做法，美国电影都可以进来，最多的时候一年上映的320部电影里有280部是美国电影，很快俄罗斯观众看烦了，又开始怀念自己的俄罗斯电影。这两年俄罗斯电影在复苏，他们也拍了自己的大片，非常受俄罗斯观众的欢迎。

印度电影非常有意思，这是他们的支柱产业之一。如果去看印度电影院门口的海报，没有主要演员的介绍，都是介绍谁唱的歌，谁跳的舞，因为他们的电影里必须要有三段歌、五段舞。（全场笑声）这是印度电影的特点，好莱坞电影很难在那里施展。好莱坞也想过办法，就是和他们合拍电影，像《印度往事》这样的电影。合拍电影的投资非常多，印度电影人都很聪明，他们把这些钱全花掉了，他们是怎么花的呢？原来是20人跳舞，现在改成200人跳舞。（全场笑声）200个人跳舞也花不了多少钱，那就做电脑特技。美国人试了这一把以后就退了。

我见到印度驻中国的文化参赞的时候，我问他好莱坞电影对他们影响大不大？他说没什么影响，印度人不爱看他们的，印度人喜欢看印度的电影。我还听说，这两年，印巴电影在英国也有复苏的趋势。

我认为，好莱坞用电影大片改变一个国家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这是有预谋的。我们不敢说这是文化侵略。但是，从商业市场的划分，或者利润的最大获取上讲，好莱坞电影应该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一套完整的市场营销体系，这跟卖肯德基、麦当劳没有什么区别。顺便告诉大家，印度麦当劳的汉堡包都是羊肉的，它的蔬菜都有很浓的咖喱味，都是经过改造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吃到的，和在美国吃到的没有什么区别。

在用大片改变口味的同时，好莱坞会盯住国内的著名导演。哪些电影人有名，好莱坞就会在他们身上下工夫，由好莱坞投资，由那些著名导演来拍中国题材的、给外国人看的中国电影。如果这个导演不屈服怎么办？还有办法，他们再改造院线，也就是控制院线。像台湾有骨头很硬的电影人，杨德昌、侯孝贤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他们拍的电影院线不给你排片，就算排了，也是星期一早上九点一场，星期二下午四点一场，这下就完了。

用控制院线的办法，来扼杀你的国产电影。在美国也有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提出这个叫“软权力”，叫“第三种势力”。现在好莱坞有很多有识之士，他们也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或者一种文化，像森林一样，是需要生态保护的。什么叫世界电影之林？就是除了有美国电影，还有印度电影，还有中国电影，还有越南电影，还有伊朗电影，还有西班牙电影，还有俄罗斯电影，还有意大利电影，这就叫世界电影生态之林。而当全世界的银幕上只有好莱坞电影，那就相当于全世界的森林里只有一种树，树的名字就叫好莱坞，那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

所以我就认为，无论是做电影还是做电视，在这个方面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了认识，才会有行动。

最好的致敬就是思考我们的影视文化的发展方向

我过去在大学讲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说，好，我们同意你的观点，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我告诉他们，我没什么办法。我确实没办法，我能做到的就是把这个事说出来，然后做好我的电视节目。我觉得，从事电影事业的人，尤其是电影圈里有能力、有声望、有办法的人，应该把这个当成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因为这不仅破坏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同时破坏了中国电影的文化。

我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基本上都是爱国主义题材的，他们的一位英雄就可以拯救一个国家，都是大团圆结尾，这个很有意思。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导演蔡楚生、郑君里拍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立刻被哥伦比亚公司买断了在欧美的放映权，但是美国人要求改成大团圆的结尾。因为美国人不希望他们的观众看完电影出门的时候心情很沮丧，希望观众们即便享受了悲剧的过程，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也要带着笑脸，迎着太阳走出电影院，他们觉得这才是一种享受，观众才愿意反复地来电影院。所以美国人要求蔡楚生把电影结尾改成张忠良回心转意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当时导演非常痛苦，但是最后没办法，为了能进入欧美市场，就改成了这样的结尾。

这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事了，到今天，我们和美国的合拍片也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操作的。

合拍片中，我们的导演大部分都没有剪辑权，最终的剪辑权都在好莱坞剪辑者手里，要按照他们的口味来剪辑。每当说到这儿我是很伤感的，因为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现在电影不行了，拍电影的过程还是“很行”的。我说过现在电影不好看，但是只要和电影沾边的电视节目都好看，因为电影拍摄的过程出现的事儿太多了，有绯闻，有打架，有换角，有罢演，有涨薪，有换导演……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是剧组策划的，有些是剧组没有办法解决的。每一次大的电影拍摄，就像一个大八卦阵，在这里面会产生无数的新闻，让大家炒个够。这些大片都会不遗余力花巨资打造一个首映式，通常首映式的影响要比电影本身的影响大得多，拍电影的经历远比电影表现的情节复杂得多，这个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

2005年是中国电影100周年，大家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中国电影致敬。我觉得，最好的致敬，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警醒，思考我们的电影、电视文化，要向哪个方向去。现在大家聚在一起谈文化，听上去都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谈文化也不会谈这样的文化，谈文化可能会去谈挣钱的文化，会谈作秀的文化，像这样有很深刻思考的文化是许多人不愿意谈的，因为它很难带来直接见到的经济效益。所以我更希望你们这个“文化讲坛”，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在这里出现。如果到时候有“农民”不愿来，我可以老做这个“农民”。（全场大笑，热烈鼓掌）

演讲者小传：崔永元，籍贯河北，1963年生于天津，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主持《电影传奇》、《小崔说事》等栏目。自认为书法“香山”二字写得很好；爱好收集电影连环画，现在有400本左右。

我就说：“请您快一点儿，电影已经开始五分钟了。”她就白了我一眼，然后拿起电话机，往影院里面打了一个电话：“金师傅，电影院来了两个人看电影，咱们卖票不卖票？”（全场大笑，鼓掌）结果就我和我同事俩人，看了那场电影。

正在热映的电影是如何宣传的呢？有几个特点：要有精美的、不惜工本的电脑特技；要有大明星，而且要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说话都对不上，（全场笑声）还可以演感情戏，有明星效应，大家会去看这些明星；第三，要有大场面，动用了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头熊。

我对电影太有感情了，看着电影长大的，电影影响了自己的世界观。现在眼看着中国电影一天一天地不行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编者按

解放日报“文化论坛”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现象，至今已经举行了三届。崔永元参加的是2005年12月19日举行的第二届。那一届“文化论坛”邀请了龙永图、吴建民和崔永元三位嘉宾，探讨的话题是“世界眼光与文化思维”。

在崔永元之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首先以《唇枪舌剑中的文化较量》为题，畅谈了自己在国际交往中感受到的文化碰撞和文化融合；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则以他多年担任驻法大使的经验，向观众讲解《“中国风”背后的文化体验》。而崔永元演讲的题目是《中外影视的文化观察》。

演讲完之后，崔永元还现场客串了主持人并先做了如下即兴发言：

（接受邀请之后很高兴）看到和我同台演讲的是吴建民先生和龙永图先生，我心里就打鼓。然后，我看了第一届文化讲坛三位嘉宾的名单：余秋雨、曹景行和赵本山，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全场大笑）

每次组合都是“两个学者加一个农民”。学者可以把事情讲得精辟一点，农民可以讲得通俗一点，一旦大家听学者听得比较劳累了，农民的作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希望在今天这个现场，我，包括我的演讲也能像赵本山一样受欢迎。（全场鼓掌）

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给龙永图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知道了三个英文字母W-T-O。（全场鼓掌）我再提议把热烈的掌声给吴建民先生，因为他让数以亿计的外国人知道了两个汉字“中-国”。（全场鼓掌）第三，我再提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给我。（全场鼓掌）确实比给刚才两位的热烈，这就印证了我的观点，越没有文化的人得到的掌声越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状。

现场答问

睡不好，就想想国家的前途

问：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说，崔永元先生您生病了。所以广大读者都非常关注您的健康问题，今天看到您觉得您气色很好。我想问问，您这个病到底是身体上的病，还是文化上的病？

答：你可以和读者说，我得的是精神病。这个精神病的特征就是有时好，有时坏，到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来作演讲这天还挺好的。（全场大笑）其实我的病倒不是特别严重，就是睡眠障碍，是祖上传下来的，也算是“传统文化”。姥姥得了，妈妈就得，妈妈得了，儿子就得，祖祖辈辈就睡不好觉。睡不好的时候我就在想事情，想国家的前途。（全场笑声）不知道我姥姥当年睡不着觉的时候在想什么，现在无从考证了。

请大家放心，我现在按时服药，抓紧锻炼身体，希望有一个好的面貌能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读者对我的关心。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至于对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望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 。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 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 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 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 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二、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 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 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 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同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三、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 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 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 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美军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 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这样，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

四、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越拉越长。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由于战争，到1950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1951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1951年2月22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 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11月6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11月16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12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在球场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384公里）恢复了通车，1951年1月即接运2944列车，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1391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1321公里（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北山洞严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积压重车竟达329辆）。铁路军管局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12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并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 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明远（东后司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而是自行成立了军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与朝鲜交通相朴义完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归交通省领导外，一、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和监督；二、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杂，关系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

随后，针对朝方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联合军运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司令部），高岗提出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 恰在此时，莫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的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苏联的立场，全文如下：“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国家关系。” 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交通相到沈阳再谈。

在此后的谈判中，中方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 “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 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协议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刘居英为局长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朝方）、黄铎为副局长，统一负责朝鲜战区铁路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军管总局下设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个分局，共有援朝员工1.2万余人。8月1日，在沈阳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联运司），受中朝联合司令部直接领导，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张明远兼政治委员，南学龙（朝鲜铁道副相）、刘居英、李寿轩、叶林为副司令员，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联运司的前方派出机构----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李寿轩为副司令员，负责指挥和协调军管总局、抢修指挥部和铁道高炮指挥部的工作。铁道兵团增加为4 个师又3个团，还有援朝工程总队，总人数达5.2万余人。从此，在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下，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及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协同行动，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作战方针，大大提高了铁路运输效率。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 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目前，中国社会大致可分为三个阶级：平民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工人、职员等）、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沦落成了平民阶级，一部分投入富人怀抱，还有一部分拜倒在官僚的裙裾下，沦为没有独立人格的一个群体，不再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还有一个高收入阶级，无法恰当归类。这各阶级出入于商业、财经行业，多为职业经理人。他们理应是中产阶级，但拒绝承担中产阶级的社会责任，不仅如此，这些人有时候还充当帮闲的角色。平民阶级是社会的绝大多数，但却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舆论中平民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或者被屏蔽和覆盖。对平民阶级的同情和为他们呼吁在这个社会有可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煽动。这个弱势群体只能等待救助，而不能自救，事实是，在有限的未来，解决平民阶级的困境自上而下的改善措施不可能奏效。富人阶级在中国是极少数，但他们的金喇叭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的最强音。中国不是一个富裕国家，却已经变成了富人国家----富人当家作主；法律的天平也在向这个阶级倾斜！但这个阶级没有赢得与其财富相对等的尊重，他们没有成为社会中奋斗者和成功者的楷模，相反却扮演了掠夺者的角色。官僚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主导阶级。这个阶级原本是一个信仰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和利益集团。中国的官僚体系表面上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实际上一直在去政治化的路上狂奔。官员异化成官僚，然后官僚蜕变成商人和掮客，钱权交易和行贿受贿必然成为政治市场竞争的第一定律。目前，官僚阶级的自私、短视、腐败和缺乏政治抱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一个社会的危机不完全系于财富分化到何种程度和权力集中到何种程度，关键是这个社会既定或正在变动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原则，是否符合社会传统的价值观以及这个既定的格局和格局的变动有没有造成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对立和仇视。拉美的财富分化和所谓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引发社会长期动荡，而美国的财富分化和民主闹剧之所以孕育出一个美丽的美国梦，原因正是前者过程的不公正导致社会分裂，而后者过程的相对公平造就了奋发向上的社会凝聚力。中国社会各阶级已经出现了分化、对立和仇视的明显征兆，平民阶级与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的矛盾变成了社会问题的焦点和潜在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导火索。首先，平民阶级从观念上否认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所宣称的价值观，社会丧失了经过历史积淀并被广泛接受的抽象衡量标准，金钱崇拜成了唯一可以公然存在的新宗教。平民阶级的“观念颠覆”使社会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产生动摇，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秩序失去“支援意识”。所谓“新”秩序的稳定性面临严重挑战。其次，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认同全面坍塌，社会品质整体堕落。官僚视百姓为刁民，百姓视公仆为虎狼；富人视穷人如虫豕，穷人视富贾如仇寇。社会各阶级争相放弃身份，放弃宽容，放弃认同，自甘堕落。上流社会没有真正的贵族和君子，而平民阶级充满愤愤不平之气。基于共同信念的社会凝聚力正在迅速弱化，社会单位向个体化滑落----没有归属感的个人主义成为社会的主导信念。其三，平民阶级与官僚阶级和富人阶级的冲突虽然没有集中爆发，但每个个案都充满了不可妥协的血性和普遍的警示意义。这些冲突发生在底层和多以极端的方式发生说明在广泛的层面，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正在侵害社会的有机组织并撕裂社会阶层之间的血肉关系。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不信任、对立和仇视成为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其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琐屑和冷漠使社会矛盾冲突丧失缓冲阀和中间地带，加剧了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和分裂。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集体失语，中产阶级心安理得地消费劳工血汗，这两个阶级的彻底异化使平民阶级看不到希望，同时让富人阶级和官僚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国家命运推向绝地。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主导阶级长期对底层群体各种正当诉求的冷漠、忽视，甚至压抑。以农村为肇始的改革，起初使农民得到实惠，但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之后，农民重新回到了被剥夺者的地位。城市改革使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仅仅过了几年富裕日子，之后他们又沦为城市贫民。改革开放成了商人阶级和官僚阶级独享的盛宴。每一次向市场化迈出的改革，都造就一批与官商紧密勾结的富商；而基层政权的恶霸化彻底摧毁了下层老百姓的政治期望和经济梦想，社会分裂的种子被深深种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中国经济20年多年高速增长，有人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明证，言下之意，所谓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裂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正是以社会分裂为代价，是社会分裂的“成果”。社会分裂使平民阶级失去劳工保护导致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低水平刺激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经济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力，这是促成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另外，官商勾结从公共投资中获取巨额利润导致投资拉动性增长方式长期主导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尽管严重不均衡，但却持续增长的另一个原因。这种病态的增长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有些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还可以增长二十年。从纯经济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这无疑痴人说梦。可能的结果有两个：要么放弃以牺牲劳动者福祉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样，在劳工福利逐步改善的同时，经济增长趋缓。这是正确的发展路径。要么继续牺牲劳工福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但导致社会有机组织继续被破坏，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后引发整个社会架构坍塌，数十载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成果毁于一旦。

社会各阶级的分裂和对立是中国稳定和发展的心腹之患。消除矛盾，弥合分歧，医治社会创伤，是当前中国面对的，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的严峻课题。新一届政府正是意识到这种危机的紧迫性，试图从改善民生和关注底层作为突破，以此树立政治权威，同时重塑社会凝聚力。但问题是依靠现有的政治资源已经无法达到此目的，而依赖民间资源又是一条充满风险的刀锋之路。因为，民众的力量如果没有富有牺牲精神的思想者的引导，很可能引发暴动政治，这种力量可能彻底摧毁20年改革开放培育起来的唯一成果----市场体系。因此，我们看到，知识阶层和中产阶级屈于外在压力和世俗诱惑放弃信仰、放弃人格独立、放弃社会责任使社会丧失道义承担者的同时，也丧失了社会改革的原动力。这种现状使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希望变得异常迷茫。这种无奈的现实强弱格局逼迫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依靠圣明的力量----期望现政权在纾解民生的同时，培育民间的政治资源，为在将来成熟时刻彻底解决阶级分裂和社会对立赢得时间，创造条件。这种事情是否发生无法从目前的现实状态中得出肯定的结论。这是一个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随机事件。一个国家的前途系于随机，真可谓命悬一线，这种情况在中外政治变革的历史和现实中很难找到第二个。

“只要身边有人照看就好”
很多华人父母以为孩子只要身边有人照看，没有危险就好。其实从出生开始，孩子就需要和别人交流：肌肤接触、拥抱、关注的目光、有人和他说话……有些华人家庭的孩子是在没有关注的环境下长大的，他们会思维迟缓，缺乏爱的安全感。

把孩子当作比较的对象

华人父母爱面子，又想鼓励孩子上进，于是常常说，你看人家孩子多用功，成绩多好。把自己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比，只能给自己带来不满和痛苦，又伤害孩子的自尊心。这种比较心理也可能导致家长之间的难以相处。

不尊重孩子的隐私和权利

很多父母抱着传统观念，认为子女是属于父母的，也就不尊重孩子的隐私和权利。于是，不被尊重的孩子长大以后也就不知道如何尊重别人。因此，父

母进入子女房间应该先敲门，移动或使用孩子的东西应该得到他的允许，任何牵涉到子女的决定应该先和子女商谈等等。

给孩子指定发展方向

很多父母把自己没能实现的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一直逼孩子往自己设定的路上走。即使孩子并不适合，也不喜欢。譬如学钢琴，譬如出国。在这些压力下，家庭变得不快乐，亲子的和谐关系被牺牲。

把学习成绩当成一切表现的指针

在学校的成绩并不代表一切，反而是全面的能力、活力、毅力、性格，才是影响孩子前程的重要因素。

认为早起很好，睡觉就是懒惰

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充分的睡眠，但现在很多孩子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睡眠不足会影响发育，脑力会减退。

认为孩子应该把全部时间拿来学习

有调查显示，常做家事的孩子将来生活比较幸福。通过处理家事，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增强，长大后比较能面对挫折。华人父母为了让孩子学习，不让孩子做家事，也就剥夺了他学习工作、分担责任和学习面对问题的机会。

缺乏幽默感和轻松的一面

因为各种压力，家庭的基本气氛就是逼孩子学习。父母因为生活压力，失去了幽默感，失去了轻松。亲子或夫妻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一个小矛盾就会引爆冲突。

认为父母的爱是对子女任何要求的借口

爱不是为所欲为的借口。很多父母常对子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样做，也是因为爱你，为你好啊。父母不该把爱当作对孩子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挡箭牌。

认为养孩子是艰苦的义务，不是享受

华人父母习惯把养育儿女当成艰苦的义务，并常常暗示或明示子女要回报、孝顺。比较正确的态度是，养孩子是一种命运赐予的享受。应该享受和子女相处的时光，享受看着他们成长的乐趣。

开始的开始总是甜蜜的。
后来就有了厌倦、习惯、背弃、寂寞、绝望和冷笑。
曾经渴望与一个人长相厮守，后来，多么庆幸自己离开了？
曾几何时，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的爱着的一个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爱，那只是对自己说谎。


你以为不可失去的人，原来并非不可失去。
你流干了眼泪，自有另一个人逗你欢笑。
你伤心欲绝，然后发现不爱你的人，根本不值得你为之伤心。
今天回首，何尝不是一个喜剧？
情尽时，自有另一番新境界，所有的悲哀也不过是历史。


爱情总是想象比现实美丽，相逢如是，告别亦如是。
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
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
最深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


相信爱情可以令一个人改变，是年轻的好处，也是年轻的悲哀。
浪子永远是浪子。
令男人改变的，也许是上帝的爱或者佛祖的慈悲，但绝对不会是女人。
最不宜结婚的是浪子，最适宜结婚的也是浪子。
往往不是女人改变一个浪子，而是女人在浪子想改变的时候刚好出现。


男人的一生，不过对女人做两件事：超乎她想象的好和超乎她想象的坏。女人用她的好来原谅他的坏。如果有一天他们不能在一起，不是他太坏，而是她太好。
我们一生之中，要牢记和要忘记的东西一样多。记忆存在细胞里，在身体里面，与肉体永不分离，要摧毁它，等于玉石俱焚。然而，有些事情必须忘记，忘记痛苦，忘记最爱的人对你的伤害，只好如此。
他纵有千个优点，但他不爱你，这是一个你永远无法说服自己去接受的缺点。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多情、野蛮、任性，而是偏执地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暗恋是一种自毁，是一种伟大的牺牲。暗恋，甚至不需要对象，我们不过站在河边，看着自己的倒影自怜，却以为自己正爱着别人。
时间会让你了解爱情，时间能够证明爱情，也能够把爱推翻。没有一种悲伤是不能被时间减轻的。
如果时间不可以令你忘记那些不该记住的人，我们失去的岁月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所有的悲哀、痛苦、失败都是假的，那该多好？可惜，世上有很多假情假义，自己的痛苦、失败、悲哀，却偏偏总是真的。


爱情和情歌一样，最高境界是余音袅袅。最凄美的不是报仇雪恨，而是遗憾。最好的爱情，必然有遗憾。那遗憾化作余音袅袅，长留心上。最凄美的爱，不必呼天抢地，只是相顾无言。
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


最浪漫的爱是得不到的。最浪漫的情话，是当哪个已经跟你分了手的人打电话来问：“你好吗？“你稀松平常地回答：“我很好。“而其实你还爱着他，你一点也不好。
男人伪装坚强，只是害怕被女人发现他软弱。女人伪装幸福，只是害怕被男人发现她伤心。


爱情，有时候，是一件令人沉沦的事情，所谓理智和决心，不过是可笑的自我安慰的说话。
爱情从来都是一种束缚，追求爱情并不等于追求自由。自由可贵，我们用这最宝贵的东西换取爱情。因为爱一个人，明知会失去自由，也甘愿作出承诺。


诺言是用来跟一切的变幻抗衡。变幻原是永恒，我们唯有用永恒的诺言制约世事的变幻。不能永恒的，便不是诺言。诺言是很贵的，如果你尊重自己的人格。
爱是有安全感，又没有安全感。爱是一种震撼，也是一种无力感。爱是诱惑，也惟有爱能给你力量抗拒诱惑。爱是忠诚，可是爱也会令你背叛。


一个人负心，或许是因为他的记忆力不好。他忘记了，所以他能够负心；不是因为他负心，所以他忘记了。以前种种，他并非完全忘记，但他记忆力太差了，往事已经不再深刻，很快就被新的记忆取代，只记得新人的欢笑，忘记旧人的笑脸。
爱和怀念是两回事。男人忘不了旧情人，必然是他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伤害她，那一次的过失，他无法弥补。当明知不可挽回，唯一补偿的方法就是怀念，同时也用对她的怀念来惩罚自己。自以为是的深刻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说话。


懂爱的女人通常输得很惨。爱情本来就是残忍的，胜者为王。
感情可以转帐，婚姻可以随时冻结，激情可以透支，爱情善价而沽。是的，在这细小的都市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今天的长相厮守，只是尽力而为而已。最安全和最合时宜的方式，还是和自己厮守。


一个钱币最美丽的状态，不是静止，而是当它像陀螺一样转动的时候，没人知道，即将转出来的那一面，是快乐或痛苦，是爱还是恨。快乐和痛苦，爱和恨，总是不停纠缠。
所谓缘分，也和发明一样吧，都是源于偶然。爱情也是一种发明，需要不断改良。只是，这种发明跟其他发明不一样，它没有专利权，随时会给人抢走。


愈害怕失去的人，愈容易失去。愈想得到，就愈要放手。放手是很难的，但是别无选择。
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良知，比如体重。但不可挽回的东西更多，譬如旧梦，譬如岁月，譬如对一个人的感觉。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


食物可以有标签，说明“请在此之前食用“。女人不是食物，青春是有期限的，忍耐也是有期限的，请在期限期满之前好好爱她，好好照顾她，因为她是逾时不候的。
万物有时，怀抱有时，爱情也有时序。爱情有生、老、病、死。爱情总在不知不觉间过期。有一天，我们把它拿出来，才知道它最鲜活的日子已经永远过去。


在最有感觉的时候，她没有停下脚步，那么，也不必在一起走完那段路之后，回头去寻找那些散落在地上的感觉，路已经走完。
爱情中最伤感的时刻是后期的冷淡，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忽然离你很远，咫尺之隔，却是天涯。曾经轰轰烈烈，曾经千回百转，曾经沾沾自喜，曾经柔肠寸断。到了最后，最悲哀的分手竟然是悄无声息。


有相逢就有别离，可是每个人都害怕别离。大家都知道，最后一次的别离就是死亡。我们口里说“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心里却舍不得喝掉手中的酒，还想再唱一支歌，再唱一支歌。你可不可以不走

1、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南北政府谁更合法？
在20世纪初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可分为3部分，一部分流亡中国，并得到当时中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组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金九为代表，在抗日时期暗杀过日本将军，并组织过以宣传为主的朝鲜义勇军。第二部分流亡美国做寓公，也在美国做过宣传抗日的工作，以李乘晚为代表，第三部分是坚持在朝鲜和东北做抗日活动的人士，其中武装斗争能坚持到1945年的就剩下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共产党了。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将朝鲜按“三八”线一分为二，金日成随着苏联红军进入北朝鲜，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和美国人熟悉的李乘晚随美国军队来到南朝鲜。当时美苏已经开始对立，美国更是把苏联和共产主义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对手，因此美国压倒一切的思想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反对共产主义。当时美国的朝鲜占领军司令霍奇曾组织过汉城市政委员会的自由选举，但国外回来的人由于没有民意基础而大多落选，而坚持在本地抗日的左翼人士获胜（还不算共产党）。结果吓坏了霍奇，最后他使选举作废（这可不是我编的，有历史记录）。并且还拒绝了北朝鲜金日成呼吁的全国选举。在这期间，被称为大韩民国独立之父的金九被暗杀，当时以及至今人们普遍怀疑是李乘晚所为，但无确凿证据。最后，美国支持李乘晚建立了正式的大韩民国政权，随之，苏联也支持金日成建立朝鲜政权。李乘晚由于没有民意及干部基础，只得大量留用日本占领时期为日本服务的军政人员，引起人民的反对，政权始终处于混乱状态。而北方政权由中国东北及苏联回国的共产党组成，有一整套的政策和干部队伍，所以政权很快稳定，但由于立刻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当时的中产阶级大量南逃。

所以说，北朝鲜是由始终坚持抗日的人员组成，由于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得到多数中下层人民支持，少数人反对。南朝鲜最高层是美国回来的李乘晚，没有自己的干部，又排挤了中国回去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依靠当年为日本服务的伪职人员，人民怨声载道。

2、朝鲜战争是谁打的第一枪？

要是问1950年6月是谁打的第一枪，现在已经很明确了，是北朝鲜。但南北两朝鲜自建立之初开始，“三八线”上就枪声不断。在两个朝鲜建国之初，北朝鲜 900万人，南朝鲜2000万人。北朝鲜回国的骨干不过数千人，一切要自己从头做起（当然有苏联的支持），而南朝鲜是依靠了日本留下的政权机构和警备队（也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很快建立起10万人的队伍。所以开始南强北弱，金日成大呼和平，但南方咄咄逼人。但北方共产党的工作效率远高于南方，苏联全力支援，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又送回了久经战阵的4个师力量的武装部队。美国对南方的支持有点三心二意，南方自己内争不断，结果北方的力量超过了南方。

南北朝鲜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在被分成两个政权，所以双方都要吃掉对方，并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论谁放第一枪，就看是谁先准备好了。结果，北方先准备好了。

3、美国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中国陷入共产主义阵营已经让美国恼火。美国的思维一向比较直接，他把世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共产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朝鲜枪声一响，美国立刻认为是共产主义开始武力扩张了，如果失去了南朝鲜，接下来就是日本，然后也许就轮到美国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介入朝鲜战争，同时把台湾国民党列入保护圈，从而激怒了中国共产党。

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全国政权。先不讲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历史来说，对任何一个中国政府来说，朝鲜都是不可缺少的战略缓冲。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就支持朝鲜半岛北方的新罗对抗日本支持的位于朝鲜半岛南方的百济，明朝又两次抗倭援朝，清朝末年援朝失败的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如今美国首先介入了台湾海峡，所以对中国来说介入朝鲜才是正常的，不介入反而是不正常的。美国人自己也说，如果有敌对势力入侵墨西哥，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出兵。

5、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虽然美国也认为中国有能力组织起援朝的队伍，但决不相信中国敢于援朝，所以队伍四处冒进。中国虽然已经决心援朝，但对美军实力也不清，有所顾忌。经过第一次交手，打垮了南朝鲜几个团，美军一个营，摸清了美军的战力，树立了自己的信心，战果不大，意义重大。而美国只是认为中国虽然参战，但实力不够，“不是一支不可辱的队伍”（ 麦克阿瑟语）。

6、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由于第一次战役后美国没有搞清中国军队的实力，认为在面对面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不可能是美军的对手，所以继续分兵冒进，结果大败。在这次战役中，以“四野” 为主的西线获得全胜，三面包围了美军，但美军在损失了大量人员装备后，成建制地逃出了包围，这点大家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东线，有人说以“三野”为主的东线在包围了美军后，自身损失惨重，而美军最后冲破包围，携带装备和人员扬长而去，是中国军队的失败。其实这只说到其一，没说到其二。当时在东线，中国军队缺衣少穿，还没有重武器，但仍然毅然发起进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其意义如下：中国士兵排山倒海、奋不顾身的冲击，彻底扭转了美国对中国军队的蔑视，顿生敬畏。其“北极熊团”的被歼，使得美军充分高估了中国军队的攻击能力，从此，美军一发现其侧后有中国军队出现，就立刻撒腿就跑。在第二次战役后，美军从低估中国军队发展到高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从清川江到“三八”线，西线美军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向后狂奔了200多公里，东线的 10多万美军也在只有少数中国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销毁了大量物资仓皇下海逃去。其实如果美军凭实力节节抵抗，步步后撤的话，中国军队要打到“三八线”还不知要那年那月。战役后，东线9兵团足足休整了5个月才重新投入战斗，很多战斗骨干在严寒中失去了战斗力，但他们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也是过了3个月才重新投入前线。冰天雪地中的中国军队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2个月的战争主动权。

7、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不战而抵“三八”线，战力疲乏，彭德怀从自己实际出发，要求先休整再过“三八”线，当时国际上纷纷要求中国军队不过线，但毛泽东认为此时停下是示弱的表现。“当初我们叫你美国停，你一步就跨过来了；现在你败了，又想叫我停我就停？”毛泽东岂是肯示弱的人？于是要求彭德怀必须立刻过 “三八”，过去了再休整，哪怕过去一步都行。于是已经不停征战了2个多月的志愿军将士又继续发动了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出乎我们自己意外的是，美军为我“二次战役”的余威所慑，一触即溃。本来1个营的美军需要2个团的我军才能歼灭，但如今被我两个连的队伍一冲就垮，美军又不战而放弃了汉城，一直退到了“三七”线才稳住脚。虽然我们的很多高级将领认为美军是故意后退，引诱我冒进攻击，但没有一个美军高级将领承认他们有诱敌深入的战略。第三次战役在军事上收获不多，但在政治意义上收获重大：近代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攻进了一个外国的首都。

8、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三次战役”的轻松胜利，使得毛泽东开始高估自己，要求彭德怀继续进攻，此时彭德怀知道中国军队现在真的是“强弩之末”，于是直闯中南海陈情，毛泽东也不愧为英明领袖，立刻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意见，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此时彭德怀犯了一个小错误，没估计到美军会很快反攻。没想到美军在更换了统帅后，新任司令李奇微重整了军纪士气，立刻发动了反攻。在“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取得了“横城反击战”的胜利，但只是战术上的胜利，但在随后的“砥平里围攻战”中没有达到目的。李奇微从“三次战役”后总结出我攻击的时间只能维持7天，又从“砥平里围攻战”看出了我军的攻击能力不强，从此真正认识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和缺陷。美国还把“砥平里围攻战”看作是朝鲜战争的又一个转折点而大肆纪念。其实中国军队的能力缺陷的暴露是迟早的事情，在“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的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中国士兵尽管依然奋不顾身地战斗，但也只能且战且退。“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犯了点小错，但总的来说是由于综合实力不济，不得不吐出了 “三次战役”吞下但不能消化的肥肉，逐步退回到“三八线”。但中国士兵的拼死阻击，也让美军心理十分忌惮，只敢小心渐进，而且不敢轻言胜利。

9、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中国军队尽管退回到“三八线”，但受“三次战役”影响，依然轻视美军的战斗力，随着国内19兵团、3兵团的来到和9兵团战斗力的恢复，又发起了“五次战役”，仍然希望像“三次战役”那样一口气推进。但此时的美军已经不再一触即溃了，而是节节抗击、步步后退。中国军队经过2个阶段的反攻，虽然大量歼灭了敌人，但都没达到最初的战略上的目的。在消耗完作战物资后，中国军队又开始了例行的后撤休整。但此刻，彭德怀犯了个不该犯的比较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精密地组织后退的行动，而是要各兵团自行组织后撤。结果各部队各行其事，缺乏协调。而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特点的美军乘势发动了“箝入式”的反攻。突破从西边开始，朝鲜人民军一军团首先抵挡不住冲击，开始后退，影响到了19兵团的65军，65军没有完成兵团交给的阻击任务，提前撤出了阵地，连带着63军也开始后退。 63军在后撤时由于通讯手段的落后，没有通知到东边的60军，在西边，3兵团司令部电台被炸，失去指挥，12军阵地又被突破，又影响到15军，15军见形势不好，自行决定后撤，但没有通知西边的60军，结果造成60军180师孤军突出。同时，第二阶段担任反击的9兵团27军及配属的12军部队也被截断。被截断的27军先就地挡住了美军的正面进攻，然后机动灵活地重新选择了后撤路线，摆脱了危机。但60军180师由于军师领导的指挥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最后阵线由63军，15军，20军，??后败，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国士兵的被俘人员中，80%是“五次战役”被俘的，其中3兵团又占3分之2，其中180师的被俘人员又占3兵团的3分之2。“箝入式”的反攻也不是美军的特长，参与反攻的“特遣队”人数不多，不敢近战夜战，很多地方靠火力封锁，使得很多我军趁夜脱险。彭德怀元帅的用兵特点是，越是在艰难险阻的条件下越能显示出英雄本色；反而在有的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为敌人所趁。历史上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通过“五次战役”，中国认识到靠现有的实力是无法把美国人赶下海的，于是战争的目标转变为保持战前状态。而美国也不希望继续陷在朝鲜，因此谈判有了共同的语言，2年的“停战谈判”拉开了帷幕。

10、“上甘岭战役”的意义何在？

“五次战役”后，中国军队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认识到在目前的后勤装备下就算发动反攻也不能巩固所得成果，于是放弃了计划中的“第六次战役”，开始一方面在前沿固守，一方面大力改善后勤和装备。苏式武器也是在这时候开始才大量装备部队。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下半年的一年里，中国军队只是发动过战术反击，没有发动过战役反攻。但美军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依靠绝对优势的火力步步紧逼。中朝军队奋勇抗击，朝鲜人民军还打出了“血岭”，“伤心岭”这样的战例，使得美军每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李奇微叹息：按这样的速度至少要20年才能到达鸭绿江。这句话里有2个含义，一是说明了美军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看出美军还是缓慢地向前推进的，“血岭”，“伤心岭”最后都落入了美军之手。惨重的看不到胜利的损失使得美国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早日从朝鲜脱身，越来越不鼓励前线士兵用鲜血去换来荒无人烟的山头，但美国军人的荣誉感使得前线美军将领还是希望用武力夺取彻底的胜利。于是，当时的美军前线指挥官范弗里特提交了一份大规模进攻的计划，被上级否决。范弗里特不肯死心，经过修改，又提出了一份比较小的计划――用两个营的兵力花5天时间进攻上甘岭。假如计划得逞，再提出下一个计划。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美国惨败，而中国打出了一个“千岁军”――15军，还打出了一个“上甘岭精神”。

“上甘岭战役”的意义不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有的人把“上甘岭战役”说成是我军生死悠关的一战，其实是夸大了。上甘岭是五圣山的前沿阵地，是它的大门，而五圣山的确是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但五圣山要比上甘岭高一倍多，在五圣山和上甘岭之间还有好几座山，即使我方丢失了上甘岭，问题也不是太大。但我方的坚守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就是中国军队有能力守住任何想守住的阵地。美军从此死了打到鸭绿江的心，再也不发动营以上的大规模进攻了。在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范弗里特在自己离任回国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探，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我一个排固守的“丁字山阵地”。美军在类似的高地上举行了7次演习，制订了完美的陆空联合作战计划，邀请了有关高级军官和记者旁观，但在一天的进攻中连我阵地的边都没碰到，就被我军轻松地打了下去。从此美军再没发动过任何主动进攻。

11、“金城反击战”的意义如何？

经过一年的休整装备，中国军队的火力装备和后勤供应都大大改善。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于1953年5月和7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攻，目标是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经过3年整顿战力和美军也相差不远了，这在半年前的“上甘岭战役”中已经可以看出了，但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中被击溃。现实已经证明，中国军队不但“守必固”，而且“攻必克”。停战后美军司令克拉克说了句广为流传的话：美国第一次没有战胜。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我们的敌人比过去更强大了。

12、最后的停战分界线是北朝鲜吃亏了吗？

最后的停战分界线确定后，在“三八线”以北的由美军占领的原北朝鲜的土地是“三八线”以南的由朝鲜人民军占领的原南朝鲜土地的两倍。因此有人说，是北朝鲜吃亏了。但要从土地的质量上来看，是北朝鲜大大便宜了。朝鲜西面是平原，东面是高山。对于韩国首都汉城来说，西面的平原无险可守，只能依江防守，但如果东面的高山丢失，被敌人迂回，那汉城就是死地。所以战争中中美两军在汉城的一进一出，城中都没有战斗。对韩国来说，只有在东面尽可能地向北推进，占领更多的高山，才能更好地保卫汉城，拿句围棋术语叫“生死劫”，必争不可，所以美军在东面拼死进攻。但对北朝鲜来说，东面的高山占得多，可以威胁汉城，占的少，丢下的也不过是荒山野岭，而自己的一方是一座高山连着一座高山，对自己来说，争山头是“无忧劫”。但朝鲜占领的原南方的领土有古都开城，有渔业资源丰富的翁津半岛和便于农耕的平原地区，在质量上是大大便宜的。

13、“朝鲜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

1840年后的中国成了无可争议的“东亚病夫”，被西方人所蔑视。1930年前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比黑人还低，1931年“九一八”后正直的美国人开始同情中国人，“太平洋战争”后美国人承认了中国的盟友地位，这个盟友是庞大的，但又是虚弱的。“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自己的利益极力树立中国的大国形象，但遭到苏联和英国的反对。“二战”后，在美国人的心中，中国人民是善良的，勤劳的，但又是虚弱的，是需要美国保护的国家，所以当共产党在1949 年胜利后，美国国内居然在讨论“是谁失掉了中国？”这个问题。朝鲜爆发战争后，美国基本上把中国的因素忽略不计，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可能介入，另一方面也认为就算介入也没什么影响。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只会开餐馆、开洗衣店的中国人一看到美国士兵的军服就会向后跑，结果在“二次战役”中被闷头一棒，闻风丧胆，最后直到停战协定签定也没捞到什么便宜。美国人重新认识了中国人。1952年以后，美国国内各个州才在法律上废除了歧视华人的规定。而让美国在战场上难堪的共产党中国成了比苏联还坏的“恶魔”，美国在一切领域围堵中国，甚至美国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见到中国外交官都视而不见，以此来表示他们的恼怒。

十年后，越南战争又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对美国来说，噩梦开始了。战场上的美国士兵把中国顾问训练出来的越南士兵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陆军士兵”，在明知中国的后勤部队进入越南的情况下，美国空军不敢轰炸中越边界，陆军不敢过“17度线”。一个美军旅长在他的《一个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一书中提到，一次战斗后发现了一具身材高大、皮肤较白的越军军官尸体，有人怀疑是中国顾问的尸体，这情报被当作绝密情报逐级上报，被严令不得泄露，不得再提起，深怕传播出去后会影响美国的军心民气。这时的美国人才认识到中国不但不能轻视，而且不能忽视，于是才有了得到90%美国人拥护的尼克松访问中国。

14、50年后的今天，还需要再来一次“抗美援朝”吗？

在美国“一极独大”的今天，对毫无威胁的古巴仍然继续封锁，和已经与中国反目成仇的越南改善了关系，惟独对朝鲜步步紧逼。网上有不少谴责朝鲜的文章，但现实是：朝鲜会主动进攻日本，美国吗？朝鲜就算有了核武器，会扔向韩国吗？现在是朝鲜一再要求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而被美国拒绝，美国甚至口头上都不肯承偌不首先进攻朝鲜，责任在谁还不清楚吗？美国希望保持各种压力促使朝鲜崩溃。而朝鲜想利用“核武器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外忧。以便集中精力对付内患。中国不能容忍敌对势力再一次逼近边境，这道理和50年前没两样。我想，只有在遇到朝鲜像东德那样被从内部和平颠覆、主动投向南方这样的情况才不便干涉，除此以外的任何情况下“抗美援朝”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方法有很多种，但我国越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朝鲜，事态越不会扩大；如果态度仍然是含含糊糊的，战争爆发的危险反而越大。中国不仅仅是为了友谊、更重要的是为了利益才应该这样做。

50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自大唐以来又一次扬威于世界，其意义是不可置疑的。但诋毁我们英勇战士之声至今不断。日本把侵略战争中的战犯放进靖国神社供奉，德国也把参加“二战”的普通老兵看做是为国尽忠，而把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奋战、为国牺牲的战士称为“炮灰”的那些人，他们还能算是 “人”吗？

（一）缅甸对中国的重要性
缅甸虎视着马六甲海峡出口，西可以压缩印度向南海、东南亚一线伸展的空间，北可以切断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陆地联络。冷战时期美国由于陷于越战泥潭无暇顾及，再由于我们通过缅共对那里的经营，美国一直无法补上弧形包围圈的缺口，在“胞波”的旗帜下，我们压住了西方在那里的渗透和势力的扩张。

冷战以后，西方一直以支持昂山素姬为借口，企图扶植亲西方势力上台，推翻现在亲华的军政府，但由于缅甸现政府获得来自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努力也就是在联合国或者国际会议上嚷嚷，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上的进展。九一一以后，形势突变，美国以反恐为由，乘机把靠近中缅边界的部分地区列入黑名单，其特种部队也频频到泰国演习，以熟悉地形，等待时机配合缅甸国内反政府势力，一举推翻缅甸现政府，既在中国南面下一个钉子，又可以阻击中国正在经营的东南亚经济圈形成。

（二）阳招：滇军西进、川军入滇接替武警

今年春末夏初，“非典”还在沸沸扬扬、美朝为核武问题又搞得剑拔弩张的时候，美国先遣的特种部队悄悄的在新加坡、泰国开始了准备活动。而据我有关部门获得的情报，美国原准备增援伊拉克战场的从海军陆战队三个师抽调的四千人，由于伊拉克战事提前熄火，该支部队改投入缅甸“反恐”战场。美军对缅甸下手意图日益明显。以美军的战法。很可能由先遣的特种部队在中缅边境开辟落脚点，后续部队则可以直接空降“敌后”，在中缅之间打进一个楔子，驻扎在那里，既可以支持缅甸反政府力量推翻现政府，又可以顶住中国向东南亚的发展。尤其在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干涉时，使中国南北难顾，手忙脚乱。

在中国这头大公鸡的鸡头处动手时，先在鸡腹处顶把刀，美国计谋不可谓不歹毒。作为应对，中央立即作出决策：中缅、中朝边界，由解放军接替武警负责的边境防务，以防不测事件发生。由于二十多年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云南的边防部队主要部署在中越边境，中缅边境已交给武警管理。九八年裁剩的六七个边防团，只有一两个在中缅边界。为此，统帅部先从中越边境调两个边防团到中缅边境，并从济南军区、北京军区南调若干营组建新的边防团，组成的边防一线部队，以轻武器为主，即刻接替武警防务；在边防团身后的二线，有驻云南的步兵三十七师的两个团、步兵四十师的一个团以及换新装不久的77169部队由川入滇，构成前轻后重的前出态势。必要时封闭中缅边境，切断美军的退路。

当时云南边界沸沸扬扬川军入滇，可能就是77169部队的到来引起的。由于十多年以前中缅边界部队撤防以后，很多部队营房被当地乡、村政府占据或者出租，甚至被老百姓用来作边贸的仓库。进驻部队接到命令以后，由当地武装部紧急通知地方政府必须一个晚上腾空营房。事实上一个晚上根本来不及，往往由武装部组织民兵连夜行动，动手把屋内家什、货物扔到空地，先让部队住进再说。

在其他地方，当人们的眼光还在盯着“非典”，滇西一带风景名胜区，正在为没有游客而发愁。突然间，连续几天，靠近边界的几条公路上车水马龙，不断有炮兵、摩托化、机械化部队开进。与以往不同，这次我军还在几处地方修起了直升机临时起降场，空军驻云某航空兵团正准备改装，空军紧急调广空一个歼七航空兵团进驻云南边境一二线机场担负战备值班。另由李世兴大校为部队长，从全军各部队抽调人员组建信息战分队，与总参三部某局、驻缅侦听分队、空军雷达5旅一起全面监控缅甸、泰缅边界以及空情动态。为了有足够的威慑，二炮五三基地新组建的96212部队的两个战术导弹发射营，在距边界两百公里左右的公路上交替进行实弹机动，既是新装训练也是徉动。自对越自卫还击战后，云南边境还从未那么紧张过。

三）阴招：先手缅政府军、后手还有缅共游击队

历史证明，西方以外的国家吃他们开的那贴“民主药”，大多数要得癌症，国家不得安宁，非洲不说，俄罗斯人吃进去吐不出来，至今对西方耿耿于怀。缅甸军政府上台以来，政局逐渐稳定，与我们关系也很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民主、人权为借口，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西方政府，以图阻断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这一次美军计划就是想突入缅甸纵深，以打击毒枭以及毒品基地为借口，推翻缅甸军政府，扶持西方势力的代理人昂山素姬上台。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境内有好几支反政府或者民族独立势力的根据地，最大的有“克伦民族联盟”、掸邦以及盘踞在“金三角”以毒品为生的形形色色黑、白、红等各种势力团体，如缅共余部、***军余部、各类大毒枭等。昂山素姬为首的西方狗腿子们，在缅甸并没有多少市场，完全是由西方世界捧起来的。为了增强缅甸政府军的实力，我们加速以军援、支付租金方式向缅甸政府提供装甲车、火炮、单兵防空导弹等各种轻重武器，提高缅军的装备水平。并协助缅军先行占据中缅边境美军可能选择的空降场。缅军为了能够迅速掌握新装备并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惜以每月六千到八千元人民币的代价，招募解放军退伍军人。据传，现在缅军中四川兵、湖南兵就有二千多人，而且大多数都担任班排长一类小干部。

我们的另一阴招，就是缅共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是我们六十年代一手训练起来的，现在残存的可能还有七八千人，编制有五个旅，各旅人数在八百到二千人不等，而且五个旅中有四个旅的旅长是俺华夏子民，两个战斗力最强的旅的旅长是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检阅，并怀着“支援世界革命”的宏大理想，私自潜入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小将。2002年泰缅两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泰缅两军一交手，缅军就败落，争议地段落入泰国之手。缅军无奈，请红卫兵小将帮忙。两个旅联手在泰缅边界采取敌驻我饶、指北打南、分割包围等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战法，深入泰国境内切断泰军后援，选择有利的时机，在不利于泰军机械化作战的地段，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不到三个星期就把失地全数夺回。因为缅政府是按夺回的土地面积向游击队付费的，所以当缅军新任边防司令前去接防时，红卫兵旅长拿着泰国地图问，你还要我拿下哪一块，曼谷你要不要？

缅共游击队对中国的感情，那就别提了。他们提干的军官都必须熟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指定的十五篇毛泽东军事著作，去年毛主席110周年诞辰，他们还将特地制作的楠木雕像和花圈派人专程送往北京，因有关部门阻拦，经劝说改送到湖南。在危难时刻，红卫兵旅长亲自到临时前指所在的大理请战：只要解放军能封住边界不让美军逃窜，并提供防空力量和装备他们足够的火炮、弹药，他们就能保证让美军有来无回。

我统帅部经过慎重研究后认为，先手还是有缅甸政府军担当更有利，只有在缅甸军队抵挡不住美军或者军政府被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让游击队作为后手放出，与美军展开游击战，并通过我方做工作让他们与其他独立邦、民族独立势力联手，再去推翻亲美政府并建立亲华的联合政府。于是，三百名游击队员来到云岭高原的成都军区某训练基地接受换装训练，由桂林空军学院、廊坊导弹学院教官带队的两个防空导弹、高炮分队进入游击队控制区，先为其训练防空部队，一旦开战就担负防空任务。

中国的这两招，通过各种半公开的途径传入美国耳中，美国国防部及其智囊团经过反复衡量，觉得在缅甸不可能再有胜算。再加上伊拉克战争胜利后又陷入泥潭的现实范例，阵营内部也由于鲍威尔等鸽派人物的极力反对，最终决定取消缅甸“反恐”作战。在冬天到来之前，美特种部队悄悄撤离泰国。狼烟起了又消，一场惊心动魄的无形战斗化解了眼看就要发生的血腥战争！

.org大闹天宫的来龙去脉
故事开始于一个可怕的意识----死亡。死亡是一个黑洞，每一个生命意识觉醒的个体都力图摆脱这个不可抗拒的力场（但往往只能陷得更快更深）。石猴也不例外，在某个走斝传觞的酒席上，他遭受到这个意识的猛然一击。在整个《西游记》系统中，只有佛、仙、神圣三者得以永生。但石猴是妖，必死无疑（生死簿注明：阳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既然天界提供了一个摆脱黑洞的憧憬，那么他没有理由不产生这样一种强烈心理：摆脱妖的命运。他决心“务必访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或许他没有考虑过----不死的妖，还是妖吗？他的远投名师，与其说是摆脱妖的命运，不如说是摆脱妖的身份。在天界逻辑体系下，这是无法规避的事实，并深深植入他的潜意识。他永远无法击破逻辑的铜墙铁壁，正如大力士参孙无力将自己举起。这一切已经设定了他的生命走向和命运归宿。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结论，强销死籍其实是孙悟空向天界抛出的媚眼，只不过是以怒目为包装。现代心理学已经很好地解释了这种人格伪装。他完全有理由在天庭混得一把交椅，尽管有过大闹龙宫、强销死籍等斑斑前科。然而，他以妖的身份和满身猴骚切入众仙的世界，怎么可能得到重用呢？他只补了一个弼马温的缺儿。这个为他量身定制的未入流职位隐含了巧妙的污辱----根据传统兽医学理论，一只马房里的猴子具有防治马瘟的效用----并成为他永远的耻辱。性急的猴子忍受不了这种“杀威棒”，于是推倒席面，冲出天宫，到根据地上打出“齐天大圣”的旗号，跟玉帝叫板，开始第一次“反叛”。

如果说他的前科是打狗不看主人，那么这一次无疑是在玉帝头上屙屎。雷霆震怒的玉帝出兵十万，但他们只被证实为十万草包。其实，反抗对权力关系是必要的，甚至可以推断，反抗还构成权力大厦的混凝土，正如百分之六的失业率对资本主义的稳定运转犹有必要一样，每种权力内部都要负载一定的反抗力。而事实上，许多反抗也以归顺为结局。就像这一次，在外交家太白金星的调元手中，齐天大圣与玉帝老儿达成和解。他二入天宫，坐实了“齐天大圣”的封号，并挂了个桃园园丁的闲职，以交游为业，以蟠桃为食，直到瑶池事发。

好像是斯宾诺莎说过，越是骄狂的人内心越是自卑。孙大圣正是这样一个自大狂，这个阶段他全部的价值实现完全依赖别人肯定的目光。但缩不了的尾巴却构成了蟠桃会将他拒之门外的充要条件。当众仙女泄漏出如此天机时，他的边缘感、自卑感、挫折感、羞辱感统统被无情揭开，并构成犯罪利比多急剧膨胀的强烈诱因。他把这一切都发泄到蟠桃会上。他偷肴偷酒偷仙丹，完全沉醉，完全没有丝毫罪感，完全成为犯罪心理学所说的“正常的犯罪者”。直到酒醒时分，他才感到后怕，遂潜逃归山。

这一回无疑越出了权力的容忍限度。他无疑要被押解归案。按照福柯的说法，公开处决不是重塑正义，而是重振权力。玉帝将其捆上斩妖台，但无济于事；老君把他扔入八卦炉，但徒呼负负。踢倒八卦炉的孙大圣破罐破摔，天界的权威发系千钧！ []

由于孙悟空在大闹天宫中的英雄主义表演，一直以来，他总被误读成一位反体制英雄。事实上他始终不是一个反体制者，相反，他是乐于并且勇于融入体制的，两度接受招安足以证实其亲昵态度。其反叛的逻辑起点不是体制的反动，而是官阶的卑微和身份的卑贱。他虽然游戏天庭，但内心深处与郁抑不得志的凡间文人一样，是人生价值无法实现的悲愤。才人不遇，古今同慨，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只能以笔为戈，发点牢骚：如果是屈原，就写点《离骚》；如果是贾谊，就写点《吊屈原赋》；如果是吴承恩，就写点《西游记》。但孙大圣毕竟不是吴承恩，他寄托了吴承恩的全部愿望，所以他天赋异秉，机警勇迈，有金刚不坏之身，怀降龙伏虎之能，通七十二变之奥，脚踏筋斗云，手舞金箍棒，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外立威名----一切沉聚为“以一人敌一国”的雄厚资本和豪迈底气。然而，走出神魔世界，弼马温出身的他不过是当过伍长的陈涉和当过亭长的刘邦。时至今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那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遵循的还是那套封建官僚体制，信仰 “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陈刘诸辈，怀揣的不过是轮流坐庄的投机心理，执行的不过是轮流坐庄的赌博法则（历代帝王，除了一个叫嬴政的想耍泼万世称帝外，都信奉这套“轮流坐庄”的法则。汉代秦后，企图论证其天道合理性，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拉郎配”，将夏商周秦汉配上土金木水火，凑出一套“五德终始说” 的理论----这同时也就默许了自身将被颠覆的命运）。他们不是体制的挑战者，而是体制的继承人。当体制坍塌时他们挺身而出，胜任了泥水匠的角色。与之相似，孙大圣并不反对高高在上的玉帝，他反对的是这位正稳坐宝座的玉帝老儿----这是浅显的逻辑。事实上，齐天大圣不也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响亮宣言吗？他是一位英雄，但严正地站在体制内。这里有必要提及那被反复歌颂的刑天，《山海经·海外西经》说他与天帝争老大，“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另一个齐天大圣么？！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伟大之处。

在信奉“强者为尊”的孙大圣眼底，玉帝老儿的合法性值得质疑。这确实是个昏庸到极点的角色。石猴诞生之初，目运金光，射冲斗府，惊动天庭，但玉帝老儿却极为麻痹。而且面对孙的几番挑战，降伏乏力，全无全知全能的应有形象。他的合法性建立在年劫修长上----“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样一组千手观音也数不过来的天文数字，就是他的全部砝码。于是我们有必要代大圣质询：这都是哪世哪代的陈谷子烂芝麻啊，还能作为当下的食粮吗？在这个以先知和法力作为排行筹码的秩序里，他的权力图腾竟高悬万世而无人挑战，实在令人唏嘘。如果说孙的反叛还有点意义的话，就是用金箍棒（不是猴脑子）论证了历史何其脆弱荒诞！然而正当玉帝老儿的西洋镜即将拆穿时，如来闻诏赶到。东方不亮西方亮，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矅十都、千真万圣，一群饭桶），如来三下五除二，把齐天大圣压入五行山。

惩罚：五行山的诞生

严格地说，《西游记》只讲了两个故事，一是“大闹天宫”（前七回），一是“西天取经”（后九十三回）。情节杠杆的基点全在五行山上。五行山于王莽篡政时降落凡间，后大唐西征定国，改名两界山。两界山，不仅是表面上的地理意义上的国界线（东为大唐，西为鞑靼），更有深刻的寓意。 []

石头是孙悟空的母胎。在中华文明系统中，石头（山）蕴藏着深远的生殖意义，它曾怀孕过两位远古英雄----大禹及其子夏启。在庆贺妖猴受伏的安天大会上，南极仙翁出场时就镇压孙大圣的历史意义发表诗作曰：“洞里乾坤任自由，壶中日月随成就。”洞与壶都蕴藏着普世的文化阐释学意义，这种入口狭窄而内部宽敞的封闭性空间，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母胎象征。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北京郊区的墙壁上赫然看见“打洞”二字以及一串手机号。其文化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至于壶嘛，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也有一段堪足玩味：“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结论：五行山是孙悟空的第二母胎。而天界的意图也昭然若揭----迫使妖猴“再生”，或曰“涅槃”。

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孙悟空将头伸出五行山时，山体摇晃，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夏衍先生那篇著名的《种子的力量》。那是一种原生的、澎湃的、惊心动魄的反抗力。“狂野无忌的兽性生命只有通过规训的和残忍才能被征服。”深谙权力密码的福柯如是说。于是如来念出“唵嘛呢叭咪吽”的驱魔咒语----这无比严厉的六字真言就是判决书的神话原型----“那座山即生根合缝，可运用呼吸之气，手儿爬出，可以摇挣摇挣。”孙悟空的第二母体便是这样一个石匣。如果说受日精月华滋养的石卵是生命力的天然子宫，那么这个施了魔咒的石匣便是臣属力的生产车间----它拒绝胎动！

这便是文化阐释学意义无法掩盖的空间政治学秘密。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里对监狱空间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进行精辟分析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经由权力设计的空间的强大惩罚和规训功能。福柯反复强调，惩罚应该是一种制造效果的艺术。显而易见，对于孙悟空这样一个猴性未泯、喜欢交游、一个筋斗飞出十万八千里的囚徒而言，这个石匣无异于天大的折磨。饱受“禁闭”之苦的他对每一丝可能的希望都是那么饥不择食----

菩萨道：“姓孙的，你认得我么？”大圣睁开火眼金睛，点着头儿高叫道：“我怎么不认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承看顾！承看顾！我在此度日如年，更无一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你从那里来也？”菩萨道：“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从此经过，特留残步看你。”大圣道： “如来哄了我，把我压在此山，五百余年了，不能展挣。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老孙一救！”菩萨道：“你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第八回）

尽管孙大圣还鸭子嘴硬称“如来哄了我”----在明人看来，“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即为“俺把你哄了”----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来对孙的禁闭式惩罚初见成效，成功地迫使他忏悔。孙大圣已然全无大圣脾气，倒是猴急气被更深地激发出来。他的忏悔，只不过是自我防御机制的无意识启动，他的皈依佛门，就现出与“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类似的心理特征。这一点可以从牛魔王身上得到旁证。当他被哪吒降伏时，冒出口的第一句话便是：“莫伤我命！”第二句即为“情愿归顺佛家也！”----但如果他们共同面对的是元始天尊呢？是否还皈依佛门？由此也可见惩罚的深刻本性----慑服。佛与妖的权力边界得到了确认和强化，后来唐僧来时，大圣更是自言“犯了诳上之罪”。这个开局堪称完美。

随着唐僧的救赎，作为妖的孙悟空已经死去，作为僧的孙悟空宣告诞生。被初步规训的孙悟空越过两界山，西游的幕布徐徐拉开。

紧箍咒：转型期的必然产物

孙悟空开始面临长远的角色转型。挣脱石匣，戴上佛帽的他发现头上多了一顶金箍----一件兼具惩罚和规训双重职能的饰物。枷锁以装饰的姿态（金箍藏于金花帽中）出现，并以装饰的姿态得以巩固（装上金箍的猴头并不难看），体现着权力无穷的创造智慧。这种对身体----本质上是生命----的装饰化规训，我们可以从凡间的束胸、束腰和缠足得到验证。权力其实并不必太担心这种规训会遭受反抗。据我所知，公元1664年满人入关，禁止满族妇女效仿汉族妇女缠足，竟激发出她们的愤愤不平。

一开始孙悟空并不适应孙行者这个角色，紧箍更大程度上是五行山的变种，其惩罚意义更大，于是咒语要多念几遍，把这个猴头“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痛得竖蜻蜓，翻筋斗，耳红而赤，眼胀身麻”。这道咒语俗名紧箍儿咒，佛称定心真言（而政治语言则简洁有力----口号）。咒语无疑是对付他的杀手锏，掌握在如来、观音手里也就罢了，但它还被一个叫唐僧的庸人习得，孙悟空不认栽也不行。用平庸压制卓越，千年如此，夫复何言？

惩罚之后即为漫长的规训。如果说老君的金刚琢是咬人的毒蛇，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强烈恐慑作用（事实上，孙后来也打不过拥有金刚啄的青牛精），那么观音的紧箍便是盘在胸前的毒蛇，不断吐出的蛇信迫使你时时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它与唐僧的眼睛一同构成《一九八四》里无处不在的电幕。取经途中，唐僧一共念了三回咒语。而征途过半，第五十八回以后，便不复念咒。不难窥见，每一次念咒，都是紧箍的惩罚意义的消减，同时也是其规训意义的加强。规训是比惩罚更为隐蔽的权力手段。规训的真谛不是通过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作用于肉体，规训完全是精神性的，确切地说，它的作用点是受规者脑海中的表象和符号。这些表象和符号的传播谨慎、必然而明显。对于一头项系细铁链的大象而言，便是自小受缚而挣扎不脱的灰暗记忆；对于孙行者而言，无疑便是头戴紧箍而被 “勒得似个亚腰儿葫芦”的惨痛体验。

紧箍在孙悟空身上凝结为惩罚和规训的两重符号。正如福柯所说，“惩罚不仅为惩罚犯罪，还在于维持本身的惩罚机制及其功能”。此后，紧箍又找到了黑熊精和红孩儿作为惩治对象。尤其是在惩治红孩儿时，把惩罚的理念推到了顶峰，惩罚对身体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使之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权力的愿望。也许从红孩儿的惨状我们得以窥见权力的精致----

行者急闪身，立在菩萨后面，叫：“念咒！念咒！”那菩萨将杨柳枝儿蘸了甘露洒将出去，叫声“合！”只见他丢了枪，一双手合掌当胸，再也不能开放，至今留了一个观音扭，即此意也。好童子开不得手，拿不得枪，方知是法力深微，没奈何，才纳头下拜。菩萨……对行者道：“悟空，这妖精已是降了，却只是野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珞伽山，方才收法。”（第四十三回）

权力全息图

我的同姓前辈黄永玉在《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里画了一个盛水的瓶子，他这样解释道：“像狡猾的宗教一样，总是以多种形态出现：一会儿是硬的，一会儿是软的，一会儿又是捉摸不定的，以适应不同的气候。”宗教如此，权力何其不然？权力关系纷繁复杂，权力运作也是网状洒开。权力的密码不仅存在于五行山和紧箍咒，还深入到整个情节脉络里。权力图谱是一张全息图谱，变换一个角度，必有不一样的景致。

唐僧。如前所述，上司是下属的规定性；唐长老的脑瓜子就是孙行者的全部行动疆域----这未免太小了。然而唐僧这位释迦的凡间代理人，他的平庸极易成为孤立评价的对象，从而隐蔽了孙悟空与天界之间的权力关系。事实上，孙悟空也被这种障眼法蒙骗了。他的火眼金睛识破了妖精的千般变化，却参不透这点伎俩。在遭受紧箍咒的轮番折磨时，不是出走（第二十七回），就是找观音哭诉（第五十七回）。

----权力就是这么狡黠。 []

观音。权力是坚固的，但并不坚硬，有时还表现出温情脉脉的一面。这里有必要提及这位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曾几何时，母亲神女娲突然从中国的文化原野上失踪了；观世音菩萨，这位外国男性神云游至此，看到这一张张恍惚的脸庞，便趁机变性，并以生母般的慈眉善目迅速占领了中国人的母爱真空。《西游记》的权力机制便是由她敷上丰腴的肤色。她对孙悟空有“救命之恩”，而且亲切可感，和蔼可亲，慈祥可敬，还能帮助他炼魔降怪，更能插科打浑（第四十二回，拿善财龙女取笑孙），焉能不博得孙悟空的信赖。凭借这种亲和力，远远地将孙悟空牵至灵山。如果说如来是望而生畏的五行山，那么观音就是一把温存体贴的熨斗，将孙悟空的心性烫得平平整整，服服帖帖。

----权力就是这么温存。

群魔。文化惯性常使我们简单地认为，群魔共舞的目的是砥砺唐僧的佛心。但越是简单的结论越是容易受到挑战。如果说唐僧的第八十一难是观音的画龙点睛之笔，那么整幅西游取经的壮丽图景，是不是整个天界的大手笔？有一个铁的事实：西游途中许多妖魔都是天物下凡（金角银角大王系老君的看炉童子，黄风怪系灵吉菩萨坐骑，灵感大王系观音的金鱼，大鹏怪系如来的舅舅），而这些妖怪究竟没有枉死金箍棒下，而是回天重炼去了。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是不是天界或有意或无意的放纵，促成了西游征途的险山恶水、月黑风高？于是我们是否能作出这样一个推断：妖怪也具有双重身份。一重是妖怪的本质，通过掳获唐僧而锻炼其取经决心；另一重是神仙的替身，通过阻遏悟空，而彰显他的能耐有限。显然，如果悟空一路得胜无阻，那将意味着什么？根据这位自大狂的性格特点，结果只能是绝对权威和天界秩序再遭质疑。所以机警如孙悟空，也不得不时时往妖怪的圈套里头钻；聪明如孙悟空，也不得不时时束手无策；勇迈如孙悟空，也不得不时时跑到天界哭诉求援（黄花观多目怪为昂日星君降伏，小雷音寺黄眉老祖系弥勒佛降伏，被困铜钹系二十八宿与五方揭谛救出……）

权力场中绝不会缺少频送秋波的小角色。但他们从来没有被权力正眼瞧过。他们的历史活动只能是跑龙套，他们的历史命运只能是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六耳猕猴和黄眉老祖正是这样的小角色。他们的“抢食”，只能从反面论证了孙悟空“与佛法有缘”，从而激发出他对灵山的向心力。

----权力就是这么隐蔽。

有头脑的权力必定拥有高妙的运作技巧。它应该是一盏无影灯，从不同方向着力，而又消除了各自的阴影。笼罩着巨大的阴影的权力必定是短命的权力。凯撒说： “我的意志从不曾指望别人的心悦诚服，我的意志依靠的是盾的坚韧，矛的凌锐，棍棒的粗砺。”说了这话，也就离暴死元老院不远了。

跳不出手掌心

对于孙悟空而言，西行十三年，实质上是赎罪的十三年。西行十万八千里，实质上是惩罚和规训的十万八千里。在这个权力场中，他逐渐完成了妖—僧—佛的三级跳，也逐步遗落了昔日的自由意志。他开始熟练地运用天界的思维模式。如前所述，受镇五行山的孙悟空被认为是“洞里乾坤任自由，壶中日月随成就”。而当他降伏红孩儿之后，面对铁扇公主的斥责，他回应道：“他如今在菩萨处做善财童子，实受了菩萨正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庚。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反怪老孙，是何道理？”（第五十九回）这让我不禁想过起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老大哥的统治要诀便是让人们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思考----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而封建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不正是老百姓们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权力的哲学目标暴露无遗：取消被统治者的主体意识。

----孙悟空被驯服了。尽管他讥如来是“妖精的外甥”，谑观音“一世无夫”，讽唐僧为“脓包”一个，但这只是为了维持喜剧的运转----一如街头的耍猴，猴子也会在耍猴人的屁股上踹上两脚，但这无法掩盖被耍的严厉事实。孙悟空乐于并勇于进入天界这个巨大的权力场，就再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他想不死，便得以永生。

他想摆脱妖怪身份，便加升大职正果。

他头顶的金箍自然消失，因为不再需要了。诚如唐僧所说：“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如今他是斗战胜佛，三十五如来之一，地位尊显。

----进入秩序而不成为秩序，有可能吗？

一个紧迫的声音正追问。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伟大圣哲孔子，二十世纪的首席科学家爱因斯坦，时代背景和涉及领域都相去远矣，但他们在人类“终极”观念上所见略同，遥相辉映，体现了绝顶高明的超级智慧。他们互相交集、相得益彰的“天命观”共识，可以“模糊化”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甚至填平唯物论和唯心论不共戴天的鸿沟，对今日世界构建“全球伦理”，重整信仰体系大业，造就整个人类大家庭和谐共处局面，实现“并育而不相害”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莫大启示和引导作用。
人类幸为“万物之灵”，拥有超乎一切生物本能之上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得以发现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改造自然环境，完善生存方式，不断增进自身福祉。这种探索指向的“终极”，就是万物万事的本原，一切规律性的总成，包括人类自身祸福所倚、存在意义等等这样的无穷奥秘。

宗教界多以为存在至高无上的“超自然”主宰力量，相信一切源自创造主或至上神，是所谓的有神论者。

原始的传统的有神论包含著大量奇迹迷信崇拜，它们源自先民对大自然的无知和恐惧感，以及古代社会维持道德观念的需要。科学技术进步，使得那些无可实证的奇迹迷信越来越显得虚妄不可置信，从而极大地动摇了原始的传统的有神论的信仰基础。

以为世界的统一性在於物质性的无神论者，自称唯物主义者，把崇奉不可实证的神的有神论者叫做唯心主义者，视信神为迷信落后，相信存在遥不可及但可以逐步相对加深认识的客观范畴的绝对真理。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现代化有个经典解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方向。

但理性化并不意味著人们会自动地必然地认同无神论；在可以想像的将来，无论有神论或无神论者，其实同样苦於无法就事物本源作出可以实证的终极性的交待。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似乎恰恰使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念更加谁也说服不了谁了。所谓“唯物”与“唯心”之争，看来再恶斗一万年也不可能得出足令对方信服的结论。

人类迄今为止，对物质和精神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了解都非常有限，甚至连物质与精神的定义也讲不清楚（即便关于“宗教”这一耳熟能详的名词的定义，现今学者们还争个不可开交呢）。所谓独尊物质（唯物）或独尊精神（唯心）的各执一端的观点，都只能说是幼稚的武断。事实上，大家看到一些高举理性旗帜的无神论者，最重意识型态即精神力量，进而热衷於“造神运动”，岂不更像唯心主义者？而前罗马教皇保罗二世不得不越来越接受现代科学的成果，为四百年前迫害科学家伽里略道歉和平反，并承认进化论不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可与创造说并存。世界不可能再回到宗教裁判所的时代。

科学家、工程师等注重实践的知识菁英，应该是反奇迹迷信的先锋人物，他们很多人对一般宗教赖为基础的灵异奇迹持质疑或否定立场，但不一定不信神。恰恰相反，学问成就越大，似乎神的悟性越高。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者牛顿认为太阳系以至宇宙，不可能“自然碰巧产生”，相信必有创造主存在。天文物理学的奠基人开普勒把智慧思考的成果归于一切之上的上帝的光荣。电学先驱法拉第对圣经和祈祷有持久的信仰。原子理论之父道尔顿是一个传统的、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是个造物主主义者。细菌学之父巴斯德是个具有强烈信仰的教徒。热力学始祖开尔文勋爵声称“科学积极地确信造物主的力量。”电磁理论集大成者麦克斯韦承认关于上帝和救世主的信仰。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认为物理定律中的天成之美，可能是自然规律有更高层主宰的一个徵象。现代航太科学之父冯布劳恩以为，“宇宙的无边神奇只能证实我们关于造物主确定性的信仰。我发现理解一个不承认在宇宙后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学家和领会一个否认科学进步的神学家一样困难。”

爱因斯坦学说问世后，人们恍悟牛顿力学不过相对论的一个特例，而相对论又非终极理论。随著科学进步，人们经历过一个志得意满，以为科学万能、“人定胜天”的狂妄时期；然后一朝更上一层楼，舒目远眺，终於感悟吾人生活在一个无穷无尽、无边无际、若隐若现、“秩序来自混乱”的无数规律性交织的超级网路之中。这个无限伸展，无比精妙的网路的组织者是谁？如许光怪陆离表象下内涵惊人秩序的规律性所为何来，又意味著什么呢？科学固然使人类怀疑、否定立足奇迹迷信的原始有神论，却不期而然重启了关于造物主至上神的思考。爱因斯坦在非常见多识广之余，一面推敲琢磨“统一场论”，一面决然皈依规律性的主人。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虚弱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盲目的。”但他所指的宗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拟人化的神灵崇拜。他说：“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无限的敬仰。”

这种敬仰之情，激发了这位科学家对超越自私欲望的超个人（superpersonal）目标的追求；换言之，他所指的“宗教”，其实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道德”或“信念”的源头。

他说：“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感情的源泉萌发于宗教的范畴。同时属于这个范畴的还有这样的信念，即用理性理解世界是可能的。我无法想像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没有这种深挚的信念。”

爱因斯坦以为，科学家的宗教感情与普通人的宗教感情是不一样的，普通人信仰宗教，希望得到上帝的保佑，而科学家确实相信一种宇宙宗教精神，即自然界中存在的普遍的因果关系。科学与宗教不是也不可能是互相抵触的，相反它们却互相需要。他不相信那种主宰人类命运的个人意义上的上帝，比如在圣经中出现的那个上帝，但是他被宇宙的秩序和和谐所震撼，并相信这就展示了这儿有一个造物主。他反对拟人化的宗教，但不反对宗教本身。他不委身於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但始终保持著宗教式的谦卑和敬畏。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不信犹太教；身处基督教文化区，也不信基督教。他在1954年3月24日的通信中说道：“你所读到的关于我信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

崇高的“宗教情怀”决定了爱因斯坦的为人之道。他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掌握真理的爱因斯坦日常生活非常简朴，而且没有虚荣心、不冷漠、无恶意、毫无优越感。

爱因斯坦也许可以称为理性化的更新型的现代有神论者，他体现的终极观念，实际上同理性化的无神论者没有任何水火不容的理由。

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绝对真理的客观存在，认为在绝对真理这条“长河”中，包含无数相对真理的“水滴”；人类认识就是一个不断转化的，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微妙的是，那个客观存在，遥不可及，可以不断接近，但又永远不能达到的绝对真理，岂不很像那更新了的，理性化了的有神论的隐喻，或竟是经过科学观念洗礼的现代有神论者心目中的非人格化造物主至上神的同义语吗？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信天观，是一种超越时代局限性的高度理性化的有神论，同爱因斯坦的这番见地不仅灵犀相通，而且突出体现了济世哲人特色的非常灵活性和包容性。

孔子持“模糊化信天观”。

孔子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天”，以为“万物本乎天”（《家语．郊问》），这个本，既指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性之总成，亦即所谓人生“当行之路”的本源。

儒家心目中，天即理也，其尊无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孔子又相信天地之间以人最为尊贵，“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自己处理，“天理”可由人类自己从人性中领悟、索解和运用；由而树立理性的人本和民本观念，反对迷信宿命，不语“怪力乱神”，坚持事在人为，主张积极入世，倡导“知其不可而为之”般锲而不舍、身体力行贯彻人生“当行之路”的奋斗精神。

孔子时代没有爱因斯坦、马克思、韦伯，没有现代科学，但已经存在相当尖锐的天命观之争。殷商以王权世袭为天命，事无大小，都由卜巫问“上帝”决定。随著殷纣灭亡，“天命”已遭怀疑。《诗．大雅．文王》称“天命靡常”，《尚书》直说“天不可信”，《诗经》变风、变雅中有各种“恨天”、“怨天”、“骂天”的篇章。楚灵王问卜不吉，居然“投龟诟天”（《左传》．昭公十三年）。《尚书．泰誓》则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是说，天命自有准则，天意来自民意，民意就是天意，把天意和人心等同起来了。《左传》有言：“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尤其说明了人造神的事实。西周开明盛世提出了“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观念，以统治者在人世间合乎民心的卓越表现为保有天命的根据，体现了一种领悟天理，但不依赖天助，相信事在人为，由神灵的“天道”转到现实的“人道”的理性化思潮。

孔子把握住了这种思潮的进步性质，发展、建立了儒家的天人关系观。

孔子总结历史经验，深信造物并没有把一切的一切都设计定当，更没有把一饮一啄都安排好了；恰恰相反，人类的存在，很像一项天工开物的伟大实验，开了一个头，后面的事，造物者也不能预定，换言之，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了。

借用今日资讯时代术语，造物为每一个人配备了硬件，提供了最基本的软体平台，如此而已，所有未来发展，要凭人类天赋灵性自求多福了。

所谓天理也者，相当於设计师为那基本软体平台配置的主导性程式，埋设在每个人的“人性”之中；人类高明者，有诚则灵，融会贯通，运用得当，则机体效能得以循正道顺畅发挥，产生富於创造性的积极成果，可以攀登“与天地叁”的无限崇高境界；反之，违背了这个主导性程式，这个实验就注定一波三折，失败无疑了。

天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因此人间的事要靠人类自己来解决，无可推诿；凡有这样觉悟的人就应当“从自己开始，从现在开始”，去认识和掌握事物的规律性，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基於这样的信天观，孔子心目中的天，“视之而勿见，听之而勿闻”，但“体物而不可遗”，“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也”。

基於这样的信天观，在民智未开，迷信盛行的年代，处理社会政治事务时大可以罕言“性与天道”。这是说，避免将人性当中体现天理，但属常识公理范畴的理性“主导性程式”，同人类其实一无所知的造物主、至上神拉扯不开胡乱瞎朦，陷於不知所云的神秘主义泥淖。

基於这样的信天观，无论你把天当作人格化的神或理性化的神，或视为支配事物变化的科学规律性的总成，其实无关宏旨；于是可能实现超自然创造主至上神同非神性绝对真理两大对立观念之间的模糊化，相当於貌似水火不容的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模糊化，进而何妨相互宽容，少争论或不争论，恪守信仰自由？凭了这个非常大而化之的模糊化信天观，建立哲学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避免以无知为有知，迷失良知，浪掷精力于无可无不可之境；有利于把握有涯此生，为人间要紧事倾力以赴，有所作为。

正是为了维护这个非同小可的模糊化，若非确有必要，孔子在设帐授徒或游说君王时，略於“天道”，详於“人道”，更不语“怪力乱神”也。

儒家反对派，墨家创始人墨翟批评道：“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实夫子大智若愚的良苦用心在此。

不难看出，孔子论述的理性化的“天理”，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关于哲学领域的“客观规律性”在内涵上的非常一致性了。

基於这样的信天观，对於无可验证的灵异奇迹、死后世界之类，自当敬谢不敏，或“存而不论”可也。樊迟问知（问怎么算有知识），孔子告以：“务民之义（做有益於人民的事），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季路问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又道：“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贡（端木赐）问：“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子曰：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为追随死者而寻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至於民俗祭祀祖先之礼，则不可简单地等同於迷信鬼神，夫“慎终追远”（慎重悼念死者，追忆死者事迹），利於“民德归厚”，教化人心也。（见《论语．学而》）

当年鲁哀公问孔子：“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明明白白地对他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而且，还给他讲了前朝迷信误事的故事，强调“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家语．五仪解》）

楚昭王患病，卜者告以“河神为祟。”请祭。昭王不信，不祭。大夫再请郊祭禳解，楚王答称，我虽德行不够，就是不信什么得罪了河神。还是不祭。孔子听见了大加赞赏，说：“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家语．正论解》）孔子借此告诉人们，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不能靠天命鬼神，要按规律性（大道）办事，只有这样，才能利国利民。

作为“天之木铎”，孔子相信“天生德于予”，并为这种“天命意识”、“宗教情怀”所激励。这种激励作用落实到了创建学说、诲人不倦、改革政治的非凡努力，以及成为君子德行的最高典范。

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孔子也会问天、吁天，是希望藉感悟天理找到出路，绝对不是空候天降奇迹。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相信“知我者其天乎”。儒家崇尚身体力行，百折不挠，其源在此。

孔子也有过谈命和认命的名言，例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这个命，是宿命论的命吗？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或者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还要受到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的决定，就是孔子所说的命（或天命）了。这个命，不是上古殷商时代所流行的上帝旨意，不是宿命论者宣扬的不可改变的绝对必然性；而是天道化生万物的规律性在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的可行性限度体现。对每个人、每件事来说，这个命的实践结果，当非事先所能知晓，只有尽了最大努力之后才能看出。不努力就罢手，叫做未尽人事，不算知命、顺命。从这个意义来说，孔子所说的命常指事后的解释，或成败之余的总结（譬解）。孔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并非屈从天命，而是说人生五十，应该有能力自我总结经验，去理解事物的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去争取最大限度利用客观上的可行性。知命，意味著做一个明白人，以利再接再厉，知难而进，而不是行动的出发点。

孔子承认命，但一生与命抗争，从不向它屈服。当年楚狂接舆，隐者长沮、桀溺、荷杖丈人等许多隐者劝孔子停止从事徒劳无功的改革活动，因为“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之？”夫子答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示了不能消极无为，要把改革贯彻到底的决心。道的行废当然也是命决定的。孔子到处碰壁，其实和那几位隐者一样明白道之不能行了，但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呢？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论语．微子》）意思是说，君子虽然知道行不通，还是要做他该做的事，以体现君子行义的高尚品格。石门守门人称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就是因为孔子还不以为已经尽到了努力的极限，即便在有生之年达不到目的，难道就不能为后世树立典范或添砖铺路吗？”

有神论者的天命观有两种极端情形，其一笃信天为创造主至上神，掌管人间过去、现在和未来，一饮一啄；事无大小，都得求靠老天爷保佑；另一极端则以为天如聋若哑，不可置信，即便天曾经创造大千世界，如今已将人间遗忘，弃我而去，悠悠人间，天道公理子虚乌有也。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舍此两端，得其优化中道，以模糊化信天观融神性信仰和理性立论于一炉：相信存在天道即公理，可是天道自在人心，不必上穷碧落，下探黄泉去远求；相信人类必须认识和遵循天道即公理，才能走上正道，建成幸福的理想社会；相信“事在人为”的积极入世人生观，倡导“为政在人”，并言教身教，努力实践，垂范后世。

至此，孔子与爱因斯坦在信天观、天命观这样的“终极”观念上的共通性已经显而易见。他们都是高度理性化的有神论者，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天”或造物主，强烈的“宗教情怀”是他们入世奉献事业的驱动力和坚持卓异德行的精神源泉；他们尊重人们的信仰选择，但不承认无法实证的奇迹迷信，包括拟人化神祗和死后世界等等，不以为神力主宰人类的命运；主张“事在人为”，积极入世，通过理性途径认识事物，参透规律性，改造客观世界，脚踏实地合力缔建人间天堂。

他们都热衷于理性探讨，但不涉灵异范畴。孔子的“子不语”、“敬而远之”和“存而不问”，即“不争论”之道，应是极高明的应对之道。

据此，无论有神论或无神论者，只要能够在理性基础上面对人生，未尝不可和平共处，互通互补，一起做好人间的事情，在谁也说不明白的问题上何妨暂不争论为好（少则一万年吧）。”

他们提供了一种神学、哲学和科学互相包容，共存共荣的神性人本主义立场，于是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的真理内涵，科学技术开发成果，得以交融无碍，息息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世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起飞，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中国特色真空型信仰危机如影随形，恶性狂飙，势若燎原。

世界由后工业化转进高科技讯息时代，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愈益突显，社会性信仰危机如火如荼，贪欲泛滥，道德沦丧，江湖日下，不知伊于何底；另一方面，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不惜以恐怖手段否定、颠覆现代化进程。文明世界险象环生，阴影重重。

举世信仰体系“青黄不接”之际，无论东方西方，迫切需要焕发一种令人茅塞为开、幡然顿悟的理性力量，重整不可须臾或缺的思想信仰体系，维系人类文明进步于不坠。

任何一种堪当如此历史重任的理性思想体系，必须具备适当的终极观念立场，方能在繁复如织、交错冲突的人类意识形态空前惶乱境界中左右逢源，得其所哉。孔子―爱因斯坦的忘年终极交集，不失为古往今来特别是方今高科技讯息时代万物之灵处理“天人关系”非常明智的可选方案。

2006年2月 纽约

某留美人士在接受提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中国人？”----时答道：“因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说一个民族“没有信仰”，这当然是很重的话。十多年前，曾有人分析过“三信危机”特别是“信仰危机”云云，但那多半是拨乱反正的巨大变革带来的乡愿式的情绪反弹，是国人自己的话，而且毕竟还只是对“危机” 的疑虑，当然远不如“没有信仰”这样一个全称判断具有震撼力。平心而论，中国传统文化里理想主义的色彩还是很厚重的，尽管早些年有人鼓吹“躲避崇高”，那也只不过是对极左时期遗留的政治排泄物的反面消解，就像魏晋两朝某些知识分子的自渎行为----那份下作是装出来的。事实上时至今日，无论深浅、真伪，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从官员到百姓，从富豪到贫民）总还是都有一份割舍不断的崇高情结。而信仰一般是和崇高相连接的，是理想主义的源头和根本，说一个民族没有信仰，那简直意味着要将其划出文明世界，作为极具爱国主义传统（“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国人（有些人是输了一场球也如丧考妣的），如何能接受这样的评价？所以，便有学者写文章：《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信仰》----耿耿于怀的神情跃然纸上。
近代以来，常有些对中国情况一知半解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人和事随意下判断，害得某些爱国人士心惊肉跳甚至虚火上升，或亟欲与之辩明真相，或疾呼国人自警、自爱、自强，总之，很在乎！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洋人也就是那么一说，并非出于深思熟虑或者科学分析之后的结论。比如说“没有信仰”云云，说这话的美国人，很可能仅指“religious belief”（宗教信仰），而没有包括“political conviction”（政治信仰），这两者虽然都是“faith”（信仰），有时甚至合二为一，但不少情况下其内容和社会效用却相距甚远。其实，中国人历来讲究信仰，只是理解信仰的角度有所不同。外国人出于对情况的隔膜，结论失之武断，不足为怪，我们自己却不可为此输了底气。

信仰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们对于各种超验的命题（即通常的理智无法确定其真伪与否）所持的接受和认同的态度。虽然在接受信仰的过程中，也会伴有智力的判断作用，但终究命题本身是无法验证的，否则它就成为知识甚至常识。既然是信仰，当然是不允许怀疑的，然而超验的东西怎么能不引起怀疑呢？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有一种解释，他说，信仰是一座桥梁，架在人类和上帝之间，上帝和人类本来被一道鸿沟隔绝着，通过这座桥梁，人类便得以认识和接近上帝。经他这么一说，一切超验命题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似乎都彻底解决了，不过在逻辑上却有着明显的诡辩痕迹----你必须先有信仰才能认识和接近绝对真理（上帝），但既然已有信仰，真理（包括一切超验命题）又何须再去认识和检验呢？这有点类似中国人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孔夫子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个问题更圆滑的态度----如果我需要，我可以权且承认你的存在。儒家本质上不信神，对于任何超验的事物，都力图用理性的逻辑来证明----无论是对他们所宣传的政治理想（大同社会）和伦理原则（礼义廉耻）本来包含着的先验内容，或者是对他们的认识水平所不能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都是如此。实在力所不能及时，他们往往便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含糊其辞，或者敷衍应付。所以，孟夫子虽然不能解释“人之四端”从何而来这类问题，但他也决不会把它们归结为上帝制定的信条。

儒家大师执著于现实的生命，并不热衷于思考“死亡是否导向灵魂永生的彼岸”这类问题，从而也不需要一座“桥梁”去与上帝沟通联络。你说“上帝显灵”，他说 “子不语怪力乱神”----用沉默规避了任何此类话题；你说“死后上天堂”，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把生命视为惟一的存在。只是因为认识水平的限制，他无法解释许多事物和现象，于是才不得不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所谓“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是宗教资源的稀缺。这话大体不错。因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就和宗教情怀各执一端，而长期以来，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又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这自然就没有给任何宗教的发展留下适宜的空间和条件。不过事实上，儒家文化对于各种宗教的态度却是比较宽容的，历史证明，各大宗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或早或晚，都并未产生过其他国家常见的异端之间惨烈的流血事件（义和团之类并不是宗教冲突），但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传播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几乎所有进入中国的宗教对于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都深有感受，为了站住脚跟，它们不惜在内容和形式上尽可能向儒家靠拢。佛教中国化的痕迹最为明显，居然提出了儒、释、道殊途同归之类观点，最后禅宗的一支独大更证明了儒家强大的同化力。天主教最早期的传教士，穿着言谈一如儒士，利玛窦就被称为“西儒利君”。至于伊斯兰教，则从未在汉族民众中传播，倒是几百万回民发展了一种和中亚、北非差异最为明显的伊斯兰文化。总之，很可惜，所有主要宗教在中国汉族民众中的传播活动都收效甚微。因为对于多数中国信众，宗教有时被接受并不是作为信仰，而只是作为改善现实生存状况的精神手段，他们骨子里最终信奉的还是“祭如在”论，因而把各种宗教活动最多无非看作是人和不可知的神进行沟通的平台，而沟通的内容不外乎“许愿”和 “还愿”，或者比这更简单----赤裸裸地向神索要庇护和保佑。于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竟然连作奸犯科的盗匪、为富不仁的奸商、丧尽天良的墨吏，也一脸虔诚地跪在神坛前祈祷：“只要过得此关，来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一般“信众”等也多是用钱财供奉去换取神对自己提供帮助的许诺，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并不坚信这些许诺的兑现，但终究觉得聊胜于无，至少能得到些慰藉和解释。

田纳西州孟非斯大学的华裔教授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里说：“从世俗中获取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把生存的意向集中于世俗），不像其他高级宗教那样具有“超越”和“拯救”的因素，因而是一种“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虚其心，实其腹”的文化。他所指的“超越”是一种“终极关怀”，而“拯救”则是一种“彼岸情结”。他认为，就中国人而言，“超越”只能是物质生活水准方面从低向高的攀升，至于“拯救”，不过是指在世俗中“安身”而已，“彼岸”当然也是有的，那就是“太平洋彼岸”。所以他说：最为皆大欢喜的安排莫如“安身美国” 与“心怀祖国”同时进行（真是一针见血！想必孙教授于此体会很深）。孙教授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悉心研究的成果，有理有据，很难反驳，但那结论却总让人觉得有点说过了头，因而失之片面，至少在方法上有以局部替代全体之嫌----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做着身心分置于大洋东西两岸的美梦？事实上，这样的梦成本太高，除了身临其境尝到了甜头的人，芸芸众生面对着被描摹得五光十色的梦境，即使内心充满向往，也是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啊！ []

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不假，但不信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为了确保自己对现实生活目标追求的有效性，他们必须信仰一些维护正常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规范，换句话说，他想要活得好，他就得好好地活。这里不仅仅涉及法制建设问题，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方面的分量并不低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孟夫子把一切道德观念的基础和前提归结为“人之四端”----是非、谦让、恻隐、羞恶，这“四端”，用“人皆有之”一句话，把它们划入了先验的范畴，使你无法对之提出任何反命题。从这里出发，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再到用雅俗各异的形式表述的许多细微具体的生活信条，构成了有效的规范着生活秩序的日常信仰。正是这种有效性，使十八世纪的欧洲憧憬着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之邦”，这方面，有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为证。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其所经历的艰苦思想过程，使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比如，“孝”和“以孝治天下”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在信仰问题上的煞费苦心和独一无二。先儒们早就发现，人的精神层面的进步必然植根于对动物本能的抵制、疏离和克服，在这个过程中，“孝”正是最中心的环节。处于文明早期阶段的人类没有“孝道”这一说，相反历史上许多游牧种群都有歧视老人的风俗，时至今日，西方发达世界的伦理秩序中，下一代也仍然排在上一代之前。这种对下一代的关爱，是和动物的本能完全一致的，只有“孝”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一种和动物本能逆向的理念。能够在这点上取得突破，推而及之，其他道德信仰的贯彻就变得切实可行了，这就叫做“百善孝为先”。因此可以说，“以孝治天下”确实是很高明的政治哲学。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信仰的众多原则的实践远非至善尽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信仰的普及和巩固完全仰赖世俗的手段，也就是说决定于统治者文化建设的方法和力度。儒家喜欢“言必称三代”，“三代”以上究竟什么样？只是些传说，反正就是理想社会吧！基本内涵无非是政治开明、民生庶足、社会稳定，这才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前提。而“三代”以下，实在很难找出十分理想的社会环境，反之，动乱频仍、吏治黑暗、物欲横流的局面倒是屡见不鲜，情况最严重的时候，纲纪废弛，樊篱尽拆，道德信仰的原则仅由有限的读书人薪火相传，真可谓奄奄一息。不过，只要国家大体安定，文化建设总还是统治者不可或忘的大事，道德教化也就得到有效的传承，有时候甚至表现出强大的力量，足以媲美于各种宗教。为信仰而献出生命并不是宗教徒的专利，相反，近代以来许多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慷慨赴死的事例与宗教毫无联系，倒可以说和儒家的“成仁取义”一脉相承----尽管彼此的理想内涵相去很远，但为理想而不惜生命的原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文天祥说的：“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遵，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气”就是一种信仰，它和“天国”一样，都是无法确证的。

上面是对传统文化中道德信仰方面的正面评估，是一种积极的说法。而要做到客观公允，它消极的另一面也不能回避。由于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缺失了“彼岸情结”的支撑，道德信仰的状况常常受时代环境的左右，在一个反常的、险恶的社会条件下，又较容易受到蛊惑，因而其坚定性确实赶不上各种高级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令人厌恶的现象，小者拐骗偷摸；大者杀人食肉。而在权力场中，无论是谄媚逢迎的瞒心昧己、虐杀无辜，或者是垂涎财富的崇洋媚外、惟利是图，内涵虽然不同，嘴脸一样丑恶。而且，从表面看来，其来源和过程毫不相干甚至互相对立的东西，能够按照当权者的意志接踵而至，一夜之间便蔚为风气。这在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是很难看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地区发生过猛烈的碰撞，反反复复的改宗斗争是一个相当漫长而惨烈的过程，时至今日，巴尔干人民还在饱尝这一惨剧留下的苦果。相对他们而言，中国人倒该算是有福的了，在这里所谓“坏事变好事”的逻辑得到了证明：不是吗？如果我们也十分执著于某种信仰，那中国和世界今天会是何等模样？

说到这里，再回到开篇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那位留美学者的答案“没有信仰”云云，便很值得怀疑。美国人最喜欢有信仰的民族吗？绝对不是！基地组织是恐怖主义者，且不说它，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怎么样？数以十万计的美国大兵去那里总不会全是为了联络感情吧？看来，“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这个判断恐怕有问题，按理说，美国人应该很喜欢中国人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