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28, 2007
美政府与影子政府开始收割“次贷危机”果实
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全球几家大银行正准备联手设立一个总额约为 1000亿美元的基金，来收购目前乏人问津的资产支持类证券等资产，以避免美国目前的金融动荡进一步殃及全球经济。<资产支持类证券指得是“次贷危机”贬值的相关证券>
这看上去很美的话语。给人感觉是美国政府和财团是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出份力，而不惜自己利益有受到损害的危险；和美国政府标榜的“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事实真相是否就是如此的美好感觉呢？
美国政府的答案：是的！事实就是这样的美好。“美国政府担心，即便一些资产支持类证券背后的贷款质量过硬，市场投资者出于疑虑，仍不愿购买它们。因此，由大银行设立基金买下这些资产支持类证券，将避免全球的SIV贱卖手中的这类证券、扰乱信贷市场。”
这不是口头说说，而是有行动的：美国财长保尔森10日在华盛顿参加了金融服务论坛(Financial Services Forum )两年一次的会议，会见了花旗集团CEO查尔斯•普林斯、JP摩根大通主席杰米•迪蒙和其他华尔街巨头，谈论上述事宜。金融服务论坛的成员包括了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业机构。
同时、国际经济界权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适当的时候”证明美国政府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每半年一次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世界各经济体不要低估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的后果，金融市场调整过程可能会相当漫长。”
那么、作为投资者趁此机会抛售相干证券，还能挽回些损失；不能不感谢美国政府和大银行的“为世界着想的高贵行为”因此、确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美好
只是某些金融分析人士发出了些不和谐之音，把这“美好的感觉”捅了个小窟窿：“虽然这一计划能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但这样一个与大银行有关联的基金最后将把巨额资产支持类证券重新包装后再投向金融市场，从而令市场更加混乱。
那么、这些另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金融现象之下的本质是什么呢？下面将具体解释这些疑问。
首先、美国近年来经济一直在良好发展中，经济并没有结构性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处于对美国经济和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信任购买了大量的不动产。这些跨国投资的资本是为了躲避前段时间“海湾危机”对世界金融的冲击，而投入美国寻求“避风险”的，所以并无资金不足的问题。
其次、美国经济已经是很成熟的；并不会象转型期的社会那样突然出现大量富裕阶层，购买大量不动产保值或自用。同时美国社会近年来人口并没有大增加，并无住房压力。何以会出现这次由不动产引起的“次贷危机”呢？只能是有幕后推手在操作这次“次贷危机”。
幕后推手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全球几家大银行。
先是由政府在“伊朗危机”中，表达对伊朗动武的强大决心；再由各权威机构预测“伊朗危机”对世界金融的冲击，引导世界舆论。最后再由国际经济界权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个总结。发表貌似中性的报告。如“今年世界经济不容乐观”“可能进入衰退期”等等类次话语。加深“人们”的当心。与是、大量资本进入美国寻求 “避风险”。拉高了相关产业的证券价格。那些相干财团通过自身或影子公司抛出相关产业的证券，或得大量利润。
接着、在时机成熟时，再来唱衰相干的证券，唱衰者还是前面那些机构，过程也一样，只是换了副调子。等到“相干的证券”贬值到了一个零界点。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及其他华尔街巨头这些影子政府再成立基金，收购“相干的证券。
与是、等到收购“相干的证券”完毕。再由美国政府、华尔街影子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合拉高“相干的证券”，赚取流入美国的国外资本的利润。方法不外乎是：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世界经济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之类话语，接着华尔街巨头发表各种鼓舞世界投资者信心的言论、当然这少不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各种高深理论的配合。最后再由美国政府利用自己独步天下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力，在关系大国利益的热点地区制造危机，引起世界资本的不安，再诱导其投资美国，收割其资本的“果实”。这次是利用“伊朗危机”，那么、下次会不会推动“台海危机”来为美影子政府制造收割“资本果实”的棍杠支点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美国政府和美国影子政府的赚取利润的根本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独步天下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力在世界不停的“制造危机”和“解决危机”，在这一过程中“收割各国资本”。这就是另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金融现象之下的本质。这也是美国“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的真正本质。用“自由和民主大于主权”干涉各国内政，来制造危机，好“收割各国资本”。
最后说点题外话。“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全球几家大银行正准备联手设立一个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的基金”这些在美国历史以来就控制美国金融走向的大财团，实在是美国最大的影子政府。现在联合成立一个基金，是不是预示着以后它们将在某种程度上联合、来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那将是经济界‘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有危机才有机会，中国的崛起或许可以利用这次危机。
这看上去很美的话语。给人感觉是美国政府和财团是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出份力，而不惜自己利益有受到损害的危险；和美国政府标榜的“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事实真相是否就是如此的美好感觉呢？
美国政府的答案：是的！事实就是这样的美好。“美国政府担心，即便一些资产支持类证券背后的贷款质量过硬，市场投资者出于疑虑，仍不愿购买它们。因此，由大银行设立基金买下这些资产支持类证券，将避免全球的SIV贱卖手中的这类证券、扰乱信贷市场。”
这不是口头说说，而是有行动的：美国财长保尔森10日在华盛顿参加了金融服务论坛(Financial Services Forum )两年一次的会议，会见了花旗集团CEO查尔斯•普林斯、JP摩根大通主席杰米•迪蒙和其他华尔街巨头，谈论上述事宜。金融服务论坛的成员包括了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业机构。
同时、国际经济界权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适当的时候”证明美国政府的看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每半年一次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称世界各经济体不要低估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的后果，金融市场调整过程可能会相当漫长。”
那么、作为投资者趁此机会抛售相干证券，还能挽回些损失；不能不感谢美国政府和大银行的“为世界着想的高贵行为”因此、确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美好
只是某些金融分析人士发出了些不和谐之音，把这“美好的感觉”捅了个小窟窿：“虽然这一计划能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但这样一个与大银行有关联的基金最后将把巨额资产支持类证券重新包装后再投向金融市场，从而令市场更加混乱。
那么、这些另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金融现象之下的本质是什么呢？下面将具体解释这些疑问。
首先、美国近年来经济一直在良好发展中，经济并没有结构性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处于对美国经济和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信任购买了大量的不动产。这些跨国投资的资本是为了躲避前段时间“海湾危机”对世界金融的冲击，而投入美国寻求“避风险”的，所以并无资金不足的问题。
其次、美国经济已经是很成熟的；并不会象转型期的社会那样突然出现大量富裕阶层，购买大量不动产保值或自用。同时美国社会近年来人口并没有大增加，并无住房压力。何以会出现这次由不动产引起的“次贷危机”呢？只能是有幕后推手在操作这次“次贷危机”。
幕后推手就是美国政府和美国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全球几家大银行。
先是由政府在“伊朗危机”中，表达对伊朗动武的强大决心；再由各权威机构预测“伊朗危机”对世界金融的冲击，引导世界舆论。最后再由国际经济界权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个总结。发表貌似中性的报告。如“今年世界经济不容乐观”“可能进入衰退期”等等类次话语。加深“人们”的当心。与是、大量资本进入美国寻求 “避风险”。拉高了相关产业的证券价格。那些相干财团通过自身或影子公司抛出相关产业的证券，或得大量利润。
接着、在时机成熟时，再来唱衰相干的证券，唱衰者还是前面那些机构，过程也一样，只是换了副调子。等到“相干的证券”贬值到了一个零界点。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及其他华尔街巨头这些影子政府再成立基金，收购“相干的证券。
与是、等到收购“相干的证券”完毕。再由美国政府、华尔街影子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合拉高“相干的证券”，赚取流入美国的国外资本的利润。方法不外乎是：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世界经济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之类话语，接着华尔街巨头发表各种鼓舞世界投资者信心的言论、当然这少不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各种高深理论的配合。最后再由美国政府利用自己独步天下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力，在关系大国利益的热点地区制造危机，引起世界资本的不安，再诱导其投资美国，收割其资本的“果实”。这次是利用“伊朗危机”，那么、下次会不会推动“台海危机”来为美影子政府制造收割“资本果实”的棍杠支点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美国政府和美国影子政府的赚取利润的根本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独步天下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力在世界不停的“制造危机”和“解决危机”，在这一过程中“收割各国资本”。这就是另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金融现象之下的本质。这也是美国“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的真正本质。用“自由和民主大于主权”干涉各国内政，来制造危机，好“收割各国资本”。
最后说点题外话。“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全球几家大银行正准备联手设立一个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的基金”这些在美国历史以来就控制美国金融走向的大财团，实在是美国最大的影子政府。现在联合成立一个基金，是不是预示着以后它们将在某种程度上联合、来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那将是经济界‘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有危机才有机会，中国的崛起或许可以利用这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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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20, 2007
别用西方价值解读中国民主——一场有意思的辩论
张维为 (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今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笔者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演讲后，一个欧洲学者问道：“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笔者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笔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笔者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这时，一个美国学者大声说：“印度。”笔者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笔者回答：“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又有学者说：“博茨瓦纳？”笔者同样问道：“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笔者答道，“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又有学者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还是“没有。”笔者的回答是，“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之后笔者干脆反问：“让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时，有一些听众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笔者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这里论坛哪位能举出哪怕一个？---laodai]”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不能轻信西方普世价值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笔者回答：“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兹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史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纷争：为什么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10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的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今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笔者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演讲后，一个欧洲学者问道：“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笔者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笔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笔者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这时，一个美国学者大声说：“印度。”笔者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笔者回答：“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又有学者说：“博茨瓦纳？”笔者同样问道：“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笔者答道，“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又有学者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还是“没有。”笔者的回答是，“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之后笔者干脆反问：“让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时，有一些听众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笔者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这里论坛哪位能举出哪怕一个？---laodai]”
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不能轻信西方普世价值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笔者回答：“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兹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史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纷争：为什么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上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10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的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