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发

林沛理/布殊的外交政策是宗教式的偏执、不承认真相，也对台湾的否认心态带来启示。
林沛理，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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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民主国家以及追求民主人士的一面镜子。它的成败得失、进行的实验、实施的制度、累积的经验，以至所犯的错误，都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值得所有关心民主的人细心咀嚼。

最近，《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辑、以揭发水门案一举成名的美国资深记者鲍布．伍华德（Bob Woodward）在他的新书《否认之邦》（State of Denial，又译《鸵鸟心态》）中，批评布殊政府罔顾事实和独行独断，并指白宫幕僚长、第一夫人、老布殊、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各怀鬼胎，对入侵伊拉克的意见严重分歧。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State of Denial」是一种拒绝承认现实、拒绝相信真相的心理状态。布殊政府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人类这种不自觉的防御机制的不断运作。当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证实无效，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时，理性的执政者会承认政策建基于错误的假设。他们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假设，继而修改政策。这是从维根思坦（Ludwig Wittgenstein）到波普尔（Karl Popper）到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倡导的理性主义。

可是布殊政府近五年来推行的外交政策却完全偏离了理性的轨道。我们甚至可以说，布殊政府在过去五年来所试图实践的，并非任何合乎逻辑、在理性上站得住脚（rationally defensible）的理论或策略。当然，布殊政府外交政策的节节败退跟它在战略上的估计错误和惯性思维（intellectual inertia）有关；但它的一套世界观有太浓烈、深刻的妄想（delusional）和偏执狂（paranoid）色彩，只能够从宗教的角度加以解释。

我的看法是，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非是与外在世界的理性接触，而是一种建基于宗教教义和信念的传教任务（faith-based mission）。很多评论早已指出，布殊政府外交政策体现的不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而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Christian fundamentalism）的信念。所以它动辄用神学的角度来审视国际的冲突，布殊本人更喜欢称被美国视为敌对的国家为「邪恶轴心」，而美国发动的侵略和战争则是「替天行道」（fulfilling God's will）。

当然，列根（里根、雷根）时代美国已惯于将敌人妖魔化为邪恶之国。但布殊与列根不同：列根明知美国总统是一个「角色扮演」，于是他用尽毕生的演技去演好这个角色。然而当布殊自称与上帝有直接的沟通，或者诉诸上帝的全知全能去为他的政策辩护的时候，他不是在演戏，而是在做一种宗教式的见证。布殊的外交政策有一种来自极度狭窄视野的清晰图像（clarity of vision）、一种疯子式的永不妥协（intransigence）和一种传教士独有的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ness），并不是偶然的。

正因为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建基于宗教教义和信念，而宗教教义和信念并不会因为相反的证据的出现而被推翻。在这个意义上，布殊政府的世界观是神话多于是解释性的理论（explanatory theory）。它追求的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意思和含义。

最应该从美国的例子中汲取教训的是台湾。原教旨主义的疯狂，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可以释放无坚不摧的毁灭性力量。如果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美国近年来所闯的祸的真正根源，那么文化原教旨主义（cultural fundamentalism）无疑是台湾乱象的罪魁祸首。如果布殊统治下的美国堪称「否认之邦」，从「三一九」子弹案丑闻到现在的扁贪腐弊案，民进党、陈水扁和挺扁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直在拒绝承认事实、拒绝相信真相？

同样重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台湾民众不眠不休地投入反贪倒扁运动，以为陈水扁下台就是台湾的新生；而不肯面对一个事实、甚至考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台湾的政治体（body politic）出了问题或者感染了病毒，使它失去了选贤任能和对付贪腐的防卫能力。于是，挺扁的与反扁的群体各自处于他们的「否认状态」之中自说自话。这不仅是台湾人的悲剧，也是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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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招呢？
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对科学技术发展史感兴趣的同仁可能会从军事技术角度来谈，他们也许会说，导弹、飞机、夜视镜已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几乎不可能成功，所以那种靠百姓武装革命达到改朝换代的时代已结束。试想，在以矛盾、镰刀斧头为主要武器的年代里，正规军和起义军在武器水平上的确很对称：拿起镰刀斧头，你的武器就跟政府军旗鼓相当！更何况起义军热情高涨而政府军是为别人卖命，那时革命成功的概率肯定不低。但在今天，正规军与老百姓间的武器不对称已达到极点。原来，革命军可以在白天睡觉晚上活动，但如今的夜视仪已消灭了白天黑夜的差距；原来，后方革命根据地可以长年累月地为革命军提供养兵千日的条件，但今天的飞机和高精度导弹使这类根据地也成为历史。因此，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重新定义。

而我们从金融技术角度也能看到，金融技术使得现代国家难以重复过去的改朝换代规律，当然，这不是说金融技术把革命的问题根除了，而是它们可以降低发生改朝换代的概率。关于金融技术、特别是证券技术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以往认识较少，过去我们集中关注金融发展对企业、对家庭的作用，不太注意证券、特别是长期限债券市场对治理国家的妙处。今天我们就来谈这个题目。

近二十几年持续增长的启示：政府敢于“借钱花”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使社会至今还没有出现不少专家预测会发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以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市场激励使中国经济在80年代快速增长，那时的增长是粗放式的，不需要金融的太多帮助，只需要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并解放个人的创业权利，让市场发挥作用即可。1981年启动国债，政府开始把一小部分未来财政收入提前到当时花，当年共发行121 亿元的国债和外债，相当于那时政府全年开支的9%左右。但，不管规模大不大，对于一个习惯于反对“借钱花”的社会来说，启动国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大的观念冲击。

1986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82亿元，占财政收入的3.9%。如42版图1所示，那年新发国债138亿元，比上年增长54%。到1988年，财政赤字升到13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5.7%。1989年，国家财政继续恶化，当年新发国债408亿元。

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来自外资支持的制造业，另一方面来自政府财政和公债支持的基础建设项目。因此，在国家财政恶化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和公债市场成为经济能否继续增长的两个关键之一。在1989-1991年经济相对低速增长期间，三年共新发国债1245亿元，给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结果，GDP增速从1990年的3.8%回升到1991年的9.2%。

1994年，财政赤字上升到57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11%，创历史新高。为了填补赤字并支持发展，当年国家发债1175亿元，也创历史新高。

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世界都在担心中国经济、继而世界经济会被连带拖下水。1998年，国家发债3311亿元，1999年再发债 3715亿元。在1998年财政赤字高达174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15%）的情况下，这些公债融资让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保持以高于7%的速度增长，并带动世界经济度过那次危机。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1.6%，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担率。2003年国债还本付息总额近3000亿元，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4%。

这些国债数据当然不包括国有银行、国有证券公司、国有保险公司以及信托公司的呆坏账，按照一些商业机构的估计，仅银行呆坏账可能在四五万亿元，是GDP的29%至36%。如果包括这些呆坏账，国家负债在GDP的50%至58%之间。

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如果再继续按照这一速度增加国债并以此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在达到危机线之前还能维持多少年？如果这种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发生在王朝时期，那情况又会怎样？今天的选择跟过去又有什么区别？

朝代时期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存银子

不管是宋、明、清，还是其他朝代，各朝都遵循一种基本的财政规律，朝代新起时期都国库储蓄丰盛，随后递减，再后就是财政日益吃紧，赤字越来越不可收拾，致使最后改朝换代。

以往，学者主要以腐败来解释这种周期性规律，基本认为朝代初期腐败不普遍，但正因为中国历来没有对权力的可靠制约与监督机制，随着专制体系的年龄越来越高，贪污腐败也会越加猖狂，到最后国库空空，迫使朝廷在财政税负上狗急跳墙，然后便是官逼民反，朝廷最终灭亡。──权力失控和贪污腐败肯定是改朝换代规律的制度性根源，但除此之外还有国家理财策略以及金融技术上的差别。

由于清朝的财政数据相对较多，过去对其研究得也比较细，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当前中国的差别。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事先多存钱，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王安石、司马光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开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以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理财思想非常一致。

图2给出了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到道光三十年（1850）户部库存银两的变动情况。按照传统儒家评价国家财富的标准，可以说清朝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还是非常富有的，这种富有在乾隆后期达到顶峰，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到1789年为6000万两左右！1850年时降到 800余万两。太平天国起义对朝廷开支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发生货币危机，但即使在1853至1863年间，户部银库仍然年增19万两。这不多，但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那至少比今天承担越来越高国债的中国要好，更比今天负债9万亿美元的美国要富有。只不过，那种国库财富只是反映过去收入的钱，它并不能表示清朝未来也会富有。图2基本说明，清朝初、中期往国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从那以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印证了朝代财政先富后贫的周期性规律。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图3给出1838年后一些年份的财政收支情况。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从图3看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为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理财观念看晚清的结余可能还太少，但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讲极其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临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义和团运动带来的庚子赔款大大冲击了清政府的财政，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代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
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谈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和清朝中国所采用的两种经济国策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在传统中国财富观念的主导下，清朝的国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银子，“节流”。在1896年之前的两个半世纪，清朝的财政基本都健康，少有赤字，按传统的标准那时的中国应该很强盛。但实际的结果是它不堪一击，清朝很快垮了，守财丧命。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之比由 1982年的0.33%上升到如今的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2.9万多亿元国债余额。这种靠赤字推动发展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儒家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任何时代都强。两种国策，两种结局，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依照James Macdonald在《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2003年）一书中提供的资料，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 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大多既实现了民主法治，又经济发达。像那时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 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就怕天塌地陷。可是，越怕天塌下来，天还真的会塌下，不久明朝被改朝换代。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

当然，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了。美国今天的9万亿美元国债使它在国债竞赛中遥遥领先于任何其他国家，但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借来别人不愿花的钱，他们是透支过多，可是这种经济国策使美国保持世界最强的地位。

晚清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

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对满清是致命的冲击。日本以及八国联军的侵略行为是任何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那两次赔款是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如果我们暂时把对战争以及赔款的道德评价放在一旁，那些赔款所带来的财政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假如中国当时的证券金融已很发达，清朝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呢？

我们先看一些数据。按照陈锋先生的估算，由于这些赔款以及其他外债支付，清政府在1902年后每年要付约4700万银两，这相当于1903年政府财政收入的44.7%（那年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但是，1903年的实际财政赤字约3000万两，占财政收入的28.6%。

跟今天中国的赤字比，这种规模是否很离谱呢？2000年财政赤字是中央财政收入的18.6%，从1999到2003年间，该比率维持在13.5%与 18.6%之间。从这些比值看，晚清的财政赤字并没比今天中国的差太多。如果跟英国早期比，1697年英国政府一年的短期债务支付是它的财政收入的3倍， 1710年时是后者的近4倍，但那并没迫使英国灭亡，实际上英国从那以后反而日益强盛。

相对于GDP或国民收入而言，3000万银两的赤字、6.5亿两赔款债务并非像以往历史书说得那么可怕。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那么，3000万银两的赤字只是1903年国民收入的0.9%，低于1998年后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比如，2002年该比例为3%，2003 年为2.5%。

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

作为比较，1650年时荷兰的国债总额是国民总收入的1.3倍，1715年之后是2倍多；那时英国国债为其国民收入的80%。但那些负债率并没使它们灭亡。今天，美国国债余额是GDP的70%，日本的国债余额是GDP的170%。单从这些数字看，晚清的负债并没以往说的那么可怕，关键在于当时缺乏缓和财政赤字危机的手段，在国家理财策略上。

靠增税缓解财政危机的陷阱

财政危机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像战争、天灾、人祸等这样的突发或者一次性事件所致，这些事件虽然不是每月、每年发生，但一旦发生，其成本开支一般会很高，容易冲乱正常的开支安排，说不定还会将一个国家置于灭亡之地。这就像一个家庭，假如张三一家的年收入为5万，在正常情况下，这5万还够花，甚至还有一点节余；可是，如果张三生场大病，要花20万元住院与手术费，这时问题就来了。当然，这种危机也可能因为车祸、地震甚至强盗而发生，等等。

对于家庭来说，一种事先避险的办法是多存钱，就像过去朝廷一样。但正如前面讲的，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办法，一方面意味着牺牲今天的消费机会和创业、投资机会，让张三一家无法尽最大限度地发展；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完全规避掉各类风险，特别是难以规避低概率、高损失的风险事件。第二种办法是靠家族里的亲戚和亲人，这就要求张三平时投入家族事务、给家族无私的奉献和帮助，以此来换取他们在你有需要时也给你帮助的隐性许诺，依赖血缘关系达到互相保险的效果。但，这种隐性互保毕竟不是能硬性执行的契约，而且范围小，风险分摊的效果不佳。

第三种办法是买各种保险和其他金融品种，这样，张三只要付较小的保险费即可达到医疗保险、财产保险、天灾保险、人寿保险等等，由于保险公司的客户人数多、地理范围广，风险分摊效果最理想。

当然，如果上面这些规避风险的安排都事先没做到，在今天，张三还可找银行贷款，以此把今天这一次性的开支压力平摊到未来的许多年里，让他一家能渡过今天的难关。

对于家庭和个人来说是这样，但一个主权国家没有这么幸运，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像血缘“家族”这样的国家互相保险共同体，也没有为国家提供各类保险的保险市场。因此，特别是过去的朝廷，它们远远没有那么多可选的规避财政危机的工具，它们要么像清廷那样尽最大限度地存银子，要么就像美国或者近期中国那样通过借国债加速发展，通过把经济实力这个“饼”做大，以此来强化未来对付危机的能力。然而，传统的中国朝廷只会选择存银子“节流”，而不是先把“饼”做大。

那么，当过去累积的“节流”不足、发生财政赤字时，朝廷是如何找到出路的呢？最惯用的办法当然是增加税赋，反正皇权不受太多制约。以明代为例，明中叶后，政府财政逐渐吃紧，16世纪中叶（嘉靖朝）每年财政赤字多者400万两，少者百万两。到1567年，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够三个月的开支。

自万历四十六年始，“辽东兵事兴……先后增赋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定额”（张廷玉，《明史》卷202，中华书局，1974）。但，这些增税并没缓解明廷的财政危机。到1628年崇祯帝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据王昊先生引证，为补亏空，崇祯帝在万历年间每亩加9厘税赋的基础上，再增3厘，共增税 165万两。这笔税跟万历年间三次加派加起来，共达680万两。但是，农民战争不断爆发，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增加财政赤字压力。如果再加税太多，会加剧官逼民反的势头，朝廷只好尽量拖欠军饷等债务，崇祯元年时各边欠饷已达520万两。到崇祯十年（1638），朝廷仍然拖欠边镇的军费，导致边兵大量投身于农民起义军，把明朝进一步推向崩溃。到崇祯十一年，战情急转直下，财政危机也日益恶化，“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饷无以饱兵”，崇祯帝只好“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批准加派280万两新税。

据王昊《论崇祯帝》一文的引证，当时，崇祯帝还试过一些其他办法来缓和财政危机，包括要求富室勋戚捐助、节省宫廷开支等，但不成功。

我们看到，从相当程度上，由于明代前中期经济国策的缺陷，使中国错失发展海外贸易的机会，到崇祯年间，其国力已经太弱，崇祯帝的理财能力再强可能也难以扭转明朝的宿命。再加上崇祯年间，灾荒频繁，遍及全国各地，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生存困难。在这种时候还要强征新税，如果民不反，那反而怪了，这当然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靠单年的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强化了一次性大额开支对社会当年的冲击，等于是“税负休克疗法”，它无法让朝廷把一次大开支平摊到未来三五十年的财政收入上，没办法让社会大众为其每年支付一点。比如说，单是崇祯年间拖欠的边饷就超过明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这笔钱要在一年内付清，等于是要老百姓多付一倍以上的税，压力太大，没人会接受。通过当年加税来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只能把突发的财政开支在众多老百姓之间分摊，但它无法把一时的支付压力在不同年份之间分摊，后者只有长期限债券等证券才能做到。

缓解财政危机的金融手段

当然，除了通过征税赤裸裸地向老百姓要钱之外，另外一个历朝惯用的手法是在货币上动手脚。按照刘光临先生考证，宋代是一个使中央集权在经济、军事、社会等多方面大幅扩张的朝代，官府机构不断膨胀，官员数量不断扩充，这当然也使其开支相应地膨胀，宋朝财政几乎始终面临入不敷出的威胁。根据汪圣铎先生的着作，出现财政危机时，宋廷往往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主要表现在铸行铁钱、大钱和滥发纸币上。“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军费骤增引起财政危机，于是就在陕西铸行铁钱和大铜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宋神宗时，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四川交子开始两界沓行，即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又企图在河东、陕西发行交子，因与盐钞发行冲突，遭到失败。……宋徽宗时，为了支持西部及后来的对辽战争，……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当十钱、夹锡钱，将楮币推向全国，且无节制地扩大发行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宋朝纸币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调拨财赋、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运作，而且通过发行纸币朝廷也能更方便地转嫁财政危机，更隐晦地掠夺老百姓的钱财。据汪圣铎先生的引证，到了嘉定年间，纸币“总发行量已超过亿贯。这时，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已认识到楮币不应再多印。但是，此后发行量还是不断增加，直到 10亿贯以上仍不停止”。
不过，即使没有纸币，金属货币也能让朝廷间接转走老百姓的财富。不只是宋、元、明代这样做，晚清和民国时期也这样做。比如，为解决太平天国引发的财政危机，咸丰朝廷于1853年经户部发放官票、宝钞（纸币），同时也铸造大量重量轻、面值大的铜铁大钱。据张国辉先生的引证，当时铸造面值为1000文、 500文铜大钱的成本分别只有114文、90文，等于让清廷只需花114文的价值就能从民间获取价值1000文的财物！按照同样的逻辑，1854年户部、工部开始铸造铁大钱。在1853至1861年间，朝廷共铸造等于826万银两的铜铁大钱。随着铜铁大钱、票钞纸币的滥发，城乡物价飞涨。相对这些举措之前的价格比，到1860年香油涨价3倍多，硬煤涨4倍，茶叶涨价5倍，猪肉涨6倍，羊烛涨7.5倍。物价猛涨，货币大幅贬值，不仅使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让他们的真实收入与财富相对大幅缩水。社会动乱、民怨沸腾自然就不奇怪了。

这种失信的行为不仅加快了朝代的更替周期，而且使早在宋朝发明的纸币难以在中国社会持续使用，让本来可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专业分工的纸币无法发挥作用，在长达900年的时间里纸币在中国总是时断时续。

当然，通过在硬币、票钱上做手脚来缓解财政危机不是中国历朝的独特创造。早在4世纪古罗马，皇帝缺钱时，干脆不用费工夫以更低成色重铸硬币，而是在老硬币上把数字改一下，比如，由10改成100，含金银量不变。中世纪的西欧也惯用这类博取百姓钱财的手法。整个16世纪，西班牙经常拖欠债务支付，但总体而言不在其货币上打主意。但是，在高额债务和财政压力下，西班牙国王飞利浦三世于1600年开始将其银元由纯银改为银铜混合物（当时叫Vellon），以这种更便宜的混合金属来当全值的纯银使用。从1600至1626年共发行4100万混合银元，给西班牙王室增收2500万至3000万银元。到1628年其货币贬值70%。1650年，西班牙王府干脆也像古罗马皇帝一样，在老银币上把数字改大一下即可。但，这些滥用信用的举措也启动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败历程，使其国力很快转衰。

虽然由操纵货币来掠夺大众钱财不像直接征税那么一目了然，但它的缺点跟后者相似：给社会的短期冲击太大，极易导致动乱甚至起义，而且会从根本上破坏社会对政府的信心。换言之，以低成色的银钱铜钱或者以没有足够金银作保证的纸币，并强制社会把它们认作真金实银使用，由此掠夺的社会财富是短期的、一次性的，但其代价却是长期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办法往往只有狗急跳墙的政府才使用，老百姓在看到朝廷这种行动时往往也知道这个朝廷即将结束了，中国各朝以及民国基本都经历过由纸币、大钱泛滥引发的社会动乱。

由于国家又不能发行股票，最理想的缓解财政危机、支持发展的办法是发行长期债券，其期限越长越好，因为如果期限很长（比如100年），就可把一次性的大开支平摊到未来很多年上，大大减轻任何单年的支付压力。比如说，如果是100亿年利5%的无期国债（该债券永远不到期），那么政府今天得到100亿元用于解决财政赤字或者用于发展，未来每年只要还5亿元。

这里有两点值得记住。第一，从征税的角度讲，今年一次性加税100亿和今天调高一点税率使以后每年税收增加5亿，这两种选择给社会的压力冲击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后者的20倍。第二，国债期限到底多长更好？这取决于所支付项目所带来的收益的期限。比如，如果国债是用来修路，修好的路之使用期可能只有5到10 年，那么债期可长到10年；如果国债是为支持战争开支，那么其目的是保卫国家，成功后会让国家永久性存在下去，这种开支可用无期债券来支付，其成本应该由世世代代的国人都承担一点；其它情况以此类推。

在中国，朝廷因战争开支或财政危机向民间借债，最早可以追溯到2600年前的齐国，当时因战争费用，管子建议向民间富人借钱。从那以后，各朝代可能都这样做过。但是，在现代银行于19世纪末出现在中国之前，一方面这种私人借贷的规模有限，风险分摊的范围也很有限，传统中国的民间借贷利率在许多世纪里高于 30%；另一方面借贷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到一年，这么短的期限对缓解朝廷财政危机帮助不大。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是民间私人之间借贷发生纠纷，被侵权方可向对方讨债，甚至打官司；可是，如果私人把钱贷给朝廷，在专制皇帝不还债时，你可能只能仰天长叹了。因此，在皇权之下，即使朝廷想借债，也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借出。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长期限的资本市场，这当然限制了朝廷解决财政危机的能力，使朝代更替的速度加快。

比如，因太平天国引发的财政危机，1853年政府尝试过内债。据彭泽益先生考证，那次尝试最初只在山西、陕西、广东等省，议行“劝借”，亦即向“殷实之家”“暂时挪借，以助国用”。在山西，当地官府先向各“饶富之家”示以筹款成数，之后按借数给以印票，分年照期归还。并且还规定，“如有借至十万两以上者，除按年归还本银外，若借债人本身已得功名，准其赏给祖父封典”。在陕西则“捐借兼行”，“规定如能自一万捐至数万、十万两者，随时由官府按照银数，立即奏请奖励。如有不愿请奖者，除由官府按数给予借贷印票，分年归还外，仍按照银数多寡，分别建坊给匾，以示优奖”。由于在山西、陕西的试验较成功，此后再推广至江苏、浙江等地。只不过，这些内债并未照数偿还。类似在齐国时期的做法，在内乱结束之后，各省借口“库款支拙”改由官府奏请给奖，有些绅商则由朝廷以官爵进行偿付。──这种赖债行为从根本上使晚清政府失信，使甲午战争后再想发行“昭信股份”国债时变得不可能，几乎无人问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批 “内债”帮助清廷度过一场危机。

从本质上，1853年晚清尝试的“内债”更像欧洲中世纪的“强制性借贷”（forced loans），当时西欧城邦政府为了战争或基建项目融资把债务强行摊派到有钱商人头上。这些短期债务更多像贷契约，而不是可交易的证券。

以前谈到，以未来税收流作抵押发行的政府公债证券最早出现在1262年的威尼斯。由于那些西欧城邦国家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融资需要不断膨胀，当初惯用的期限不到一年的短期借贷已无法缓和财政压力。以佛罗伦萨为例，1470年一年的总利息是36万金元，超过其全年财政收入，比清政府在1903年要付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44.7%的债务利息加本金还要严重得多。这就逼着佛罗伦萨人在金融创新上着手，想法把债务期限延长。

当时，西欧政府惯用的证券有三种。第一种是人寿年金，只要购买者证明其身体健康即可申购，买后在投资者去世之前他每年可得到5%至8%的回报，他去世之后政府的支付义务即结束。这种债券广受欢迎。尽管对于具体的个人这种债的实际期限不确定，但对于发债的政府，这些人寿年金债券的平均期限在20~30年间，能达到不错的平摊支付压力的效果，增加政府的负债能力。该债券品种尤其在15、 16世纪的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广泛使用。

第二种是嫁妆礼基金券，一般是在女儿出生几年内，父母即从政府手里买些嫁妆礼基金券，让政府融资。在他们的女儿出嫁前发券方不付任何利息，但在女儿出嫁时父母可得到本金加累计的利息，用作嫁妆礼。但是，如果女儿在15年内不嫁或者出家做修女（当时约占女孩的四分之一），那么父母就永远得不到回报，政府就无债务了。1425年佛罗伦萨就设立这类嫁妆基金，在威尼斯等南欧城邦也流行，实际债务期限平均在10年以上。

第三种干脆就是无期债券，没有到期日。这当然能大大扩大政府的负债能力。

前面讲到，1715年荷兰的国债余额为其国民收入的2倍多，英国的是0.8倍，它们主要利用长期限债券渡过财政难关。英国那年的国债大约为6000万英镑，其中，1640万英镑是无期国债，利息在5%到6%之间，主要由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持有；1260万英镑分别是99年期和32年期的年金债券（不是人寿年金）；1140万英镑是彩票债券，32年到期，年利率至少为6.84%，但根据抽彩结果利率最高可以到8%；剩下的为短期和其它长期债。1717年后，无期国债和长期年金债利率都被重新调低到4%左右。

跟同期的西欧政府比，中国宋、元、明朝廷没那么幸运，无法通过发行无期国债或任何超过一年期限的债券让他们挽救或延长其朝代生命。他们甚至没有晚清中国那么幸运，因为在甲午战争之后，虽然甲午赔款、庚子赔款是无理强加的，但清政府毕竟能从外国银行借到36年期限、5%年息的债务，帮助他们渡过亡国的危机，延长了清朝的生命。根据当时人们对国债的根本性否定的态度，借外债当然更无法接受，但那总比让中国成为殖民地好。──我们一会儿再回到此话题。
虽然中国到19世纪末还没推行国债市场，日本却已走在前面。据朱荫贵先生考证，在1870至1880年期间，日本政府发行的内外公债总额即达2.4亿日元，这些公债用来赎回大名和武士的封建权利、替大名偿还新旧债务，但更重要的是用于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和建筑港口及道路所用，类似9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公债的用途。此外，1868年4月，明治政府以“振兴产业，发展贸易”的名义发行了4800万元太政官纸币，1869年9月再发750万民部省纸币，还有 1871年10月发行的680万大藏省兑换券。我们看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而同期清廷还忙于往国库存银子。结果，到甲午战争时，两国的国力已大相径庭。
甲午战争失败后，社会方方面面的危机感大升，将“强国”运动推向高潮。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创建，之后银行业有较快速的发展。国内债券市场的真正发展起始于民国初期的1914年左右。由于北京政府在一战期间难以举借新的外债，便转向国内发行公债。1912～1926年间，政府共发公债27种，共6.12亿元。经过此后的进一步发展，到1949年，公债市场已具备相当规模。虽然在50年代后期基本停止了国内债券市场，但在 1982年之后又陆续得到恢复。借助于1949年前银行、股票市场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经验，这种恢复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工作进行得较快。由于现代银行金融机构的网络已遍及全国，使中国在过去20几年的公债融资能力不断提高。

现在中国的国债期限最高为30年，这种期限已为中国经济渡过像亚洲金融危机、每年财政赤字这样的挑战提供了方便，使现在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朝代更有能力缓解财政危机，减少社会动荡的压力。

什么情况下靠公债能增强国力？

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还是不清楚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美国还有当年的西欧、日本靠债务发展得越来越强盛，而朝代时期的中国、印度、土耳其还有当年的中东、非洲国家尽量往国库存钱，反而是越存越穷？之所以两种国策带来两种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把金银存到国库之后，实际上是把本来有资本属性、能进一步生钱的这种金银钱变成了死财富，扼杀了其本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流通能力，使这些金银变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不是资本。

自然，我们这里不是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借最多的债、无畏地制造赤字，更不是说无论政府怎样花钱，无论政府的预算过程是否受到民主监督，靠赤字支持政府开支都比存国库更好。一些基本的权力监督与制衡是必要条件。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公司，从公司财务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理财问题。首先，如果国家借债的利息高于国家投资或开支的项目所能带来的回报率，比如国债利率是20%而国家投资项目的回报率只有2%，这里国债利率是成本，投资回报率是收入，那么国家开支的项目每年要亏损18%。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开支外，政府应该停止、减少开支，尤其不应该通过赤字、国债来让政府浪费钱，应该降低税负。如果是这样，政府的确要尽量存钱，以防未来出现财政危机时要花20%的利息去借债。在这个意义上，由于中国历朝的民间借贷利率都在20%、30%或更高，同时投资项目因抑商而很少、回报率也低，像在 1934年民国时期的土地投资租金回报率一年在8%至15%之间，远低于借贷利率，所以各朝代的理性国策是多往国库存钱，少花钱，也少征税。换言之，过去金融市场的不发达迫使朝廷多存钱。

当然，如果政府开支只是用于消费、挥霍而不是花在有回报的资本性项目上，那么其开支的回报率等于零。像这些年部委、省市、县、乡各级政府大动土木，盖各种超级豪华办公楼，这些形象工程项目大多存在的挥霍浪费现象，带来的是零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国债利率多低，也应该极力限制政府开支。

相反地，如果国债利率低于国家开支项目的回报率，那么往国库存钱只会阻拦国力的增长，使国家衰退。

所以，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下面，我们可从这两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历。

之所以1600年左右靠国债发展的西欧到后来越走越强盛而当时国库深存金银的国家随后每况愈下，是因为一方面西欧越来越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其债息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它们的大西洋、印度洋贸易给它们带来日益上升的投资经营回报率。以英国为例，前面讲到，1715年时它的国债平均利率在6.3%左右，到 1717年降至4%左右。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请来荷兰的王子做其国王，该王子带来的不只是他自己和荷兰亲戚，让荷兰不再跟英国作战，而且把当时荷兰拥有的西欧最发达的金融技术带到英国，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金融中介公司的信用增强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是英国政府自己面对投资者负责，市场投资者可能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所顾忌、怕政府不认账，但是在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之后，该银行自身是独立法人，也有外部股东（英格兰银行是上市公司），当英国政府把1000万英镑的国债委托英格兰银行承销时，这国债的背后不仅有英国的税收、政府信用作支持，而且英格兰银行也是重要的后盾，有该银行提供的增强信用，投资者显然更放心，要求的利息（包含风险溢价）也就低，因为万一出事，英格兰银行的股东要承担损失。那时，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在证券市场的信誉也非常好，所以英国政府先把债券卖给这两家上市公司，然后由它们再以出售股票的形式从市场融资。有了第三方在中间增强信用，政府公债的利息即可大大降低，这两家上市公司实际上也算是证券中介公司。英格兰银行甚至能以1.5%的年利率帮英国政府借国债！这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投资回报率高于4%，英国通过借国债发展就会是净赚！
中国近几年的国债利息在3%至4.5%之间，这种低利息一方面得益于自1897年后中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现代通讯和运输网络，方便了全国债券销售网络，扩大了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府的投资项目能产生高于4.5%的年回报率，那么不担心赤字、靠扩大公债融资来刺激发展就是一件强化国力的国策。1978年执行改革开放以来，放开了的市场经济加上积极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以年平均高于9%的速度增长，使一些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可能都超过国债利率。于是赤字和国债就成了国力上升的催化剂。这可能是最近20几年虽然中国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而国力却越来越强的道理所在。当然，过去这些年国债投资项目的回报是否真的高于国债利息，这本身是一个值得用数据做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我们也可借助此分析框架来看看甲午赔款、庚子赔款后晚清的选择。我们几乎都指责当时的英、德、法、俄银行以5%左右的利息借给清政府的外债。关于那两次战争以及其赔款本身的事，那是本文之外的话题，我们只谈这些国债融资是否帮助了清朝。在中国当时没有债券市场的情况下，一方面除了外债别无出路，另一方面这种5%的利息在当时的中国是几乎不可能找到的。特别是当时由汇丰银行等帮助发行的铁路外债，其利息也基本在5%上下。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只要当时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在5%以上，利用这些外资来发展中国经济应该是天大的好事，应该是好国策，那样也可能让国力像最近20几年一样地发展。实际上，那时期的工业化、外贸行业的确在快速追赶，只是由于传统理财观念对债务的抵触，再加上种种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没能让中国借外人发达的资本市场来最大化自己的国力。

说到底，是应该往国库多存钱，还是不仅把收入都花掉而且要借国债发展，答案取决于长期限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前者决定公债利息成本的高低，而后者决定政府投资的效率以及回报的高低。由于金融发展也取决于国家制度资本，所以，最终是制度决定了国策模式。

加税或国债：哪种更好？

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没有把征税问题跟发债决策放在一起来考虑。换言之，假如国家有高回报率的开支或投资项目，那么所需资金是靠发国债，还是靠征更多税，哪种更好呢？我们可能会说“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与其借债，反倒不如由老百姓先交税”。

今天美国的做法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美国2005年的财政赤字是3183亿美元，占财政收入的15%，跟中国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几乎一样。去年联邦政府的债券利息开支为1840亿美元，占全年财政开支约8%。美国国债余额约9万亿美元。

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不仅不增加税率、不要老百姓多交税还债，反而还在布什政府期间不断减税。美国人当然交得起更多税，但政府还是更愿意借债花费，使赤字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这不仅有悖于我们传统的理财理念，而且有悖于一般的常理。──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国策真的有损其国力吗？

其实不然。我们可以算一笔简单经济账。答案的关键还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去投资创业，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

相反地，如果公债利息高于民间投资回报率，那么靠赤字负债发展是下策。同时，如果政府的投资回报低于民间投资回报，政府就既不应该借债发展，也不应该加税，而是要退税。

举例说，假设所得税是20%，政府公债利息永远为5%。先假定老百姓的投资回报率今后年年是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向老百姓征收1万元税，那么老百姓把这1万投资后，第一年得到600元税前回报，其中120元交税，剩下的480元加本金1万元重新用于投资；第二年得到628.8元税前回报，其中 125.76元交税，剩下的503.04元加本金1万元再用于投资；以此类推下去，年复一年，不仅老百姓的财富越滚越大，而且政府的税收也按每年4.8% 的速度增长，政府得到的是一个永久的税收流，这个税收流的总折现值为6万元（以政府公债利息5%作为折现率）。换言之，如果政府通过借债维系开支，把更多钱留给老百姓投资，那么今天每少收一万元的税，实际上政府最终得到的是今天值6万元的未来收入流，让国家财富净增5万元。

如果老百姓的投资回报率是5%，那么政府通过减税得到的额外好处为零；而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5%，则减税会吃亏。当然，如果民间投资回报远高于5%的国债利息，那么借国债并同时减税就让这个国家发横财了！其妙诀在于让老百姓的收入变成资本后，就能通过利滚利、钱滚钱让国力和民富同时上涨。当民间的投资回报很可观的时候，政府征税等于是“杀鸡取卵”，害民又损己。

上面的例子当然有一些理想化的假设。比如，在现实中，政府公债利息可能会不断波动，民间投资回报也会时高时低。如果是这样，那么，只有在民间投资回报与国债利率之差更大的时候，“发国债同时又减税”的国策才最优。

但，不管怎样，这个例子基本反映了美国二战之后经济国策的总体逻辑。美国的资本市场最发达，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无限的将未来收入证券化变现的能力。由于人们对美国制度的稳定性非常有信心，美元和美国政府公债是世界投资者最为放心的增值保值手段，因此其公债利息近几年保持在4%左右，这是美国老百姓所无法得到的融资成本。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民间要借钱投资，他们能得到的利息远比美国政府要支付的利息高，在这种情况下，于其由个人或私人公司去借钱，还不如由美国政府代替老百姓借，并同时通过减税让老百姓把钱留着自己去投资！那么，美国民间的投资回报如何呢？以美国股市为例，从1926年至今，平均年回报率为 10%；在二战以后，平均年回报12%。相比之下，这期间的政府公债利息平均在6%左右。也就是说，1926年至今，民间投资回报率与政府公债成本间的差平均在4%，二战后为6%。

外国人和外国政府喜欢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美国老百姓去做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财富超速增长。这即是自己有鸡再“借鸡生蛋”的效果。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致强的道理。从1940年之后，除了少数几年外，美国基本年年有赤字，而且越来越大，然而国力也越来越强。
那么，什么时候要开始逆转靠赤字发展的国策呢？一旦民间投资回报率相对公债利率太低时，即是放弃赤字的时候。
中国致强之路能走多久？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大致能看清过去西欧、美国、今天中国的国策逻辑，也是日本在明治时期以及自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逻辑。发展证券市场特别是长期限资本市场，让政府退出经济管制、放开市场的空间，这是其中的两个关键。

如果中国继续靠国债促内需增长，以此带动增长，那么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多少年呢？这当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假如中国今天占GDP 21%的国债发生在清朝或任何其它朝代时期，社会动荡可能会难以避免了，但多谢现代证券金融技术，中国实际国力比那些朝代时都强。相对今天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的国债负债水平而言，中国的不算高，还有一些赤字空间。但是，在进一步靠公债发展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今天所处的状况。第一，据福布斯的计算，今天中国人的税负排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0%有余。这个比重看起来跟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也占GDP的20%不相上下，但在开支上，美国的财政一多半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福利，而中国的财政开支用途不在这些。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这些年的税收以两倍于GDP增速的速度上升，加税不受立法制约，这种税负必须降低。

根据中央财大民间金融课题组2006年初对27个省市借贷利率的调查，全国民间借贷利率平均为16.4%，其中借方以企业为多，这说明他们的资金使用后回报率至少在16.4%以上，远高于4%左右的国债利率。减税显然让更多钱留在民间，创造更多财富。

第二，过去20几年，特别是1994年后，相当一部分公债被投到各类形象工程，或者是虽然这些债券融资没直接投入形象工程，但间接地让政府一些挥霍性工程成为可能，造成了大量浪费。比如，2005年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表明，部分城市基础设施国债项目（包括污水处理）效果差，城建项目中有许多由于规划不当、管理不善、设备不合格以及工程质量缺陷等原因，存在严重的损失浪费问题。这些项目的投资回报是否赶得上4%左右的国债利率，显然是大问号。

第三，给政府部门更多的钱花，就必然创造更多的贪污腐败机会，也必然导致更多的地区间、城乡间以及社会群体间的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在缺乏实质性权力制约、财政预算过程又不透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分配不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不同国家以前的不同经历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上世纪30、40年代的民国政府也得到当时快速发展的国内债券市场的帮助，加上对银行的国有控制，让政府能同时发公债、操纵货币，以多种方式解救财政与金融危机，但是，由于军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腐败盛行，债券市场帮助民国政府平摊支付压力的能力再大，也无法对冲掉制度缺陷所注定的命运。1997-98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遭遇归结到外债，说是这些国家对外债的依赖使它们受重挫。从表面看，好像如此，但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外债太多，而是它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黑箱操作滋生腐败，政府财政和外债被当权者私用。

相比之下，美国近9万亿美元的国债中，外债约2万亿美元，占近四分之一。而且，从国债规模讲，今天日本国债是GDP的170%，意大利、比利时国债都超过 GDP的120%，美国国债是GDP的70%。这些国家没有因高额国债或外债而产生金融危机、社会动乱，可是，1990年代的亚洲国家、1930-40年代的民国中国以及过去20年里的拉美国家却因国债、外债频繁出现危机和社会动乱，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实际上，不只是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承受公债的能力千差万别，即使回到历史上也如此。比如， 16、17世纪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合人均1.6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合人均0.6公斤银子，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 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年的荷兰） 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中国的制度问题以前就存在，而由赤字带动增长的模式在以前20几年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今后不能再继续呢？──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甚至可以充满贪污腐败，但不能总是靠修路、架桥、盖大楼刺激增长，也不能指望社会对贪污腐败总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腐败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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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差异造成的。
东方国家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形成的氏族集团，逐步发展壮大，然后大的氏族通过战争兼并小的氏族，形成几个大的氏族集团，最后形成若干个小的王国。再经过战争形成统一的国家。由于东方的国家是以氏族为基础形成的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就难免带有家长制的中央集权的色彩。西方国家是以城堡为基础形成的。在城堡内，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市民，人们从事着各种职业，城堡内实行松散的管理，各行业都有自己的行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城堡与城堡发生战争，扩大城堡的势力范围，逐步形成国家。由于西方国家是以城堡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政治体制上就带有明显的行会制的民主色彩。东西方历史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使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不同。这种差别具体表现在观念上的不同。笔者谈谈自己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差别之一： 花拳乡腿与致敌与死地

大家都看过美国人的拳击，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美国人的拳击让人兴奋、紧张、甚至有点恐惧；拳击手的动作不多，无非是左勾拳右勾拳，下勾拳，直拳。但很有效，很实用。打得对手鼻青脸肿，甚至是头破血流。你稍不注意就看不到那精彩的一拳－－一拳制敌于死地，对手早已被打倒在地。你肯定会赞叹美国人的拳击真精彩！同时你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的拳击简捷、有效、实用。

中国人的功夫举世闻名。从流派上分有少林、武当、峨眉。从形态上分有猴拳、鹤拳、蛇拳等。中国人的功夫练起来很美，讲究身体各部位的协调美，讲究每一个动作的连惯美，讲究动作的整体美。要求练武者不仅要有真功夫，还要具备表演的艺术。中国功夫的流派很多，武术套路丰富多采。表演起来让人眼花撩乱，目不暇接。但有一点大家也应该了解，那就是中国功夫好看不好练。练上三五年也只是练了个皮毛。中国功夫中存在着太多的花拳绣腿，花架子太多，不实用的东西太多，因此浪费的时间太多。中国功夫过多的追求好看，表演的成分太多。

从上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功夫的过程很美，美国拳击的过程很简单；中国功夫的动作很多，美国拳击的动作很简单；中国功夫追求的是完美，而美国拳击追求的是实用。但美国拳击的过程同样很精彩，美国拳击的结果同样很惊人。

实际上，真正的角斗场上，最实用，最有效的就是那么三两下。并不是那些非常好看的花拳绣腿的花架子。

从上面的对比中不难看出：中国人务虚的成分多，务实的成分少，喜欢搞花架子；美国人务实的成分多，务虚的成分少，追求实用性。

差别之二：夹着尾巴做人与扬着头做人　

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出国访问，遇到一位外国记者不友好的提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是低着头走路？而我们从来都是扬着头走路。”周总理巧妙地回答道：“我们中国人是在走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你们是在走下坡路，当然是扬着头。”总理回答的很巧妙。但是，实际上两种走路的姿势体现了东西方做人的准则的差异。

从我们小的时候起，老师和长辈们就开始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老师和老人们为了让我们进一步加深理解，还抬出祖先创造的许多理论，反复给我们讲了很多民间谚语和成语典故。比如说“出沿的橼子先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天蹋下来有大个顶着”，“明哲保身”，“知足常乐”，“锋芒毕露”等等。慢慢地我们幼小的心灵被这些代代相传的观念束缚住。

中国人对孩子的培养，过于重视道德的教育，而忽略个性和能力的培养。中国人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接受各种各样的道德的教育，接受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大人总是跟孩子说“这也不行那也不对”，“这也不能做那也太危险”。小孩总是跟着大人的指挥棒在转。我们留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太少了。受这种教育多了，孩子们就会过早地失去童年的天真，少年的浪漫，都变成了一个个小老头。而且大人们一直沿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对孩子的说教脱离社会现实，有的教育又要求太高，可以说是用圣人的标准教育和要求孩子。这样的教育与现实社会的反差太大，孩子们从小受了很多多余的教育，甚至于是接受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孩子们长大后对很多社会现实不理解，用大人们教育的方法处世到处碰壁。孩子们感到莫名其妙，无所适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这样就迫使孩子们不自觉的开始对从小的教育反判，走向反面。我们培养出来的好孩子或者说是社会精英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种是温顺型：听话服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没有个性，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另一种是扭曲型：长期受各种道德的约束，长期的精神压仰，长期夹着尾巴做人，人会扭曲变形，变得表面一套，内心一套，出现了一些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中国人不能以真面目示人，总是要戴着一付假面具生活，总是想给别人一种谦谦君子的印象，确实活得很累。

美国走得是另一条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和条条框框的约束，注重培养个性和能力。对孩子教育从小就放得很开，属开放型的教育。小孩可以自由自在，尽情的玩耍。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孩子活动的自由空间很大。美国人主张扬着头做人。每个人都很有自信，他们按照个人的意愿，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任意挥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小就培养孩子敢想、敢干、敢闯、敢于冒险的精神。这种教育理念，教育出来的人才，当然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啦！难怪美国会出那么多的人获得诺贝尔奖。由于美国人没有那么多的道德和条条框框的约束，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美国人活得很潇洒。

从上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教育约束人的条条框框太多，一直是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有些内容是几千年一惯制不变，缺少与时俱进的现代思想。过于默守成规，只重视道德教育，不注重张扬人的个性，不注重人的能力培养，过份的强调谦逊，特别是提倡夹着尾巴做人，使人的精神受到压抑，甚至于让人变得虚伪。美国人的教育属于开放型的教育。注重培养人的个性和能力，培养人的自信心，培养冒险精神和人的创造力，主张扬起头做人。

差别之三：有奶便是娘与舍身求仁　　　　　　　　　　　　　　　　　　儒教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已被统治者利用，成为愚弄老百姓，麻醉老百姓，束缚老百姓思想的精神鸦片，成为统治者统治老百姓的一种工具。孔孟提倡中庸之道，主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国人追求圆滑，安分守己，没有个性，没有棱角，远离是非，不敢冒险，少管闲事，没有正义感，缺少爱国心，缺乏社会责任感，最后难免会变得奴性十足。

明哲保身这种处世哲学，使国人在是非面前变得麻木不仁，变得没有血性。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等大是大非问题的面前，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敢讲实话，不敢讲真话，不敢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观点，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遇到矛盾时，不敢正视矛盾，往往是委屈求全。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大家都明哲保身，自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没有团队精神，形不成整体合力，国人必然是一盘散沙，。有人说：“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三个人是条虫；日本人一个人是条虫，三个人是条龙。”在这种价值观的引领下，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自然就成为国人的信条。这种处世哲学再往前走一步，就成为“活命哲学”。一切为了自己，一切为了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不愿意冒风险，不愿意多管闲事，不愿意为了别人、团队、集体、国家牺牲个人利益。正是受“活命哲学”的影响，现实社会中才会出现歹徒肆无忌惮在公共场所作案，而无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很显然，根源就再于明哲保身、“活命哲学”的处世哲学。“活命哲学”再往下滑一步，就沦为有奶便是娘。没有正义感，没有是非观念，甚至于是没有民族自尊心，没有爱国心。抗日战争中出现了那么多的汉奸就是这种处世哲学的恶果。大家知道，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将几十万人的军队投降日本人，成为日本人的狗腿子----伪军。这在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发生，这是中华民族最可悲的一幕。有奶便是娘是产生国人劣根性的根源，也是儒教危害国人最深的一面。难怪外国人曾称我们是“东亚病夫”。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太多的糟粕，禁锢着国人的思想，毒害着国人的灵魂，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然，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精华，但遗憾的是，这些精华大部分都让我们给抛弃了，我们继承了太多的糟粕。反而是日本和韩国继承和发扬了我们的国粹。

美国人正好与我们相反。最早的美国人大部分是欧洲国家的移民。欧洲的哲学一开始就提倡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在这种哲学的引领下，人们必然要坚持真理，敢于斗争；人们必需是勇于牺牲，乐于奉献；人们必需是说实话，说真话；人们自然是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美国人发扬光大了这一哲学思想。从建国之初就在《独立宣言》中体现了这一思想。美国、欧洲国家的陪审团制度就充分体现了坚持真理，勇于牺牲，不怕报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西方国家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在审判时法官负责向陪审员解释法律的规定，陪审团决定着被告人有罪无罪，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那么同时，每个陪审员又承担着犯罪分子的亲友和团伙的报复的可能性。而陪审员是随机抽出的普通公民，并不是国家的公职人员。陪审员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如果没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陪审员是不会说有罪还是无罪的。如果在我们中国，相当一部分国人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是不敢说出被告有罪的。而美国人，为了正义，既使是将来遭到报复，也义无反顾，舍身求仁。

差别之四：冲不破的人情网与共同遵守的游戏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看重一个“情”字，崇尚爱情、亲情、友情、手足之情。国人把人情看得非常重，有时甚至于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后来又把这种重“情”字演变成重情义和讲义气。中国人的人情味太浓。国人一直为情所困，为情所累，为情所惑，最后发展到不讲是非对错，不讲原则规则，只要是为了朋友就可以两肋插刀，甚至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国人始终摆脱不了“人情”的困扰。

本来追求亲情、友情、手足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就会给我们带来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结局。中国人的人情一直是在畸形发展。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斩不断理还乱的裙带关系”，“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等等。情大于规则，情大于原则，情大于政策，甚至于是情大于法。

在封建社会，中国人的人情畸形发展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在官场上，拜师找靠山成为升官发财的法宝。成为高官结党营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江湖上，出现了大大小小数不尽的各种帮派组织。什么斧头帮、青红帮、黄河帮等等多如牛毛。他们大部分干着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各种帮会严重危害着民间。在他们中间就奉行着义气第一。白道和黑道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无非是两者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在现代社会，国人正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编织着各种各样的巨大的人情网，关系网。社会上各种名目繁多的联谊会铺天盖地层出不穷。什么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知青会，行业会等等。现代社会已经把亲朋好友之间纯真的友谊商业化了，利益化了，庸俗化了。还给自己找了个理论依据，美其名曰“这是发挥现代团队精神”。商业化了的友情已经变了味道，把人情与经济利益紧密地连在一起。人情、友谊成为利益交换的筹码。现实社会中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关系你寸步难行”。本来是很简单的问题，你没有关系就可能办不成；既使是很难的事情，只要你有关系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关系学、人情学方面，恐怕西方人还要拜我们为师。现在，各种各样的人情网、关系网已经严重地破坏着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地破坏着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一个温床。我们不可低估它的负面效应。

美国正好与我们相反，他们的人情味比较淡。自己的孩子到了成人的年龄----十八岁，再富有的父母也要赶他们出门，让他们自己在社会的大潮中捕击，在磨练中成长。同学、朋友平常的交往也很随便，一般的聚会采取的是AA制。美国人把人情看得很淡，他们看重的是原则、规则和法律。美国人遵循的是社会公认的规则。这包括职业道德、商业道德、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很少影响正常的商业往来。大家都共同遵守社会约定的游戏规则。这是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市场运行的规则。正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交往中很少受感情、友情的左右，他们的市场经济运行的秩序就比我们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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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篇刊登在多伦多报纸上的文章说，为什么好男人／好女人却留不住异性的心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太好了。
作者说，好男人是这样的，特别能迁就对方，处处看上去都近乎完美，可是就是留不住女友的心。

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过分好了，过分迁就，人过分甜。

先说清楚一点，作为女人，我们当然不想和混蛋谈恋爱，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想和没脊梁骨的海蜇交朋友。

演员Patrick Dempsey演过不同的两个角色，在1987年出品的”Can’t Buy Me Love” 里面他演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现在，差不多二十年后他出演大热的电视剧 “Grey’s Anatomy” 里面的Dr. Derek Shepherd。突然，女人都迷上他了。

那个剧里面最迷这位医生的是Meredith Grey，由Ellen Pompeo出演。剧情是这样的，性感的医生刚刚与妻子分手，他对Meredith的感情忽左忽右，象打乒乓球。

不过他有种神秘感，令女人无法抗拒。

剧情中又出现一位好男人，Finn Dandridge，他迷上了Meredith。Finn很可爱，非常体贴，象枫树糖浆那么甜，而且还是一位成功的兽医。你肯定想，谁能不对这样一位又帅又好又关心小动物的男人动心呢？

结果一定让你吃惊。

Finn 就是一位典型的好男人。他没有神秘感，象邻家男孩一样的个性不能让女人忐忑不安。总而言之，他太容易了。

好人会不会好的过度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位正在与好男人分手的女性说：“我忍受不了了，他让我有一种负罪感。他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我身上，还常送礼物。当然，这样很好，只不过有点过了。这种压力使我想与他分手。” 　 比如，她说，才约会了两个月，这个男人已经和她讨论“将来” 了。“如果一个人很快就爱上你，当然很让人受宠若惊，同时也让人感到窒息。男人当然不能是王八蛋，但同时也不应该是马桶下面的模子。”

虽然大多数女人都会成熟起来，不再向往骑在摩托车上的坏男孩。但是她们会喜欢过度的好男人么？不会。一位28岁的女子说：“我们向往独立，也希望男人有自己的立场。如果一场恋爱都是关于你的，你会感到很大压力。”

与一个没骨气的人约会有时会导致男人／女人表现出坏的一面。这位女子说：“我感觉象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这样的关系不能让我们任何一方表现出自己的好来。”

你可以去看看电视剧 “Grey’s Anatomy” 的影迷论坛，那里的女人都建议Meredith选择医生，Finn太好了，所以他只能失去Meradith。虽然影迷们为Finn惋惜，不过大家都着急想看Meradith和医生下一步将怎样发展。

不管怎样，我们都觉得医生很让人动心，不那么容易到手。

同样的理论，对男人和女人是一样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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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10日电 中国女子与老外谈情说爱成为如今一道独特风景线，最新一期香港《紫荆》载文称，美国白人男性开始改变以往的“原型偏见”，逐渐意识到他们想象中的华人女性与现实有相当差距，甚至有新看法认为“华人女子绵里藏针”。
据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统计，美国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对异族交友和通婚要宽容得多。例如，愿意与日本人结婚的白人男性比白人女性多一倍。一般来说，美国白人男性对华人女性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白人女性为参照的。白人女性比较独立自主，有女权思想，家庭观念较弱，脾气易变，感情容易转移，身材易发胖，发育虽早但易显衰老。

与此相比，白人男性认为华人女性往往有下列特点：性情温顺贤惠、处事得体、任劳任怨；家庭观念强，尽心照料丈夫子女；教育水平高，文化素养好；持家勤俭有方，善于烹调、理财和料理家务；感情比较专一，有利于家庭的稳定；身材苗条，皮肤细嫩，容貌年轻；某些心理情感和生理特征易使男性产生性满足感。

美国白人男性对华人女性的上述印象被称为“原型偏见”，来自对中国文化的朦胧想象，也来自以男人为中心的思维。实际上，他们想象中的华人女性与现实有相当差距。当一些白人男性接触了较多的华人女性后，就改变了“原型偏见”，认知更客观，有的人已经能说出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不同地区女性的某些差异，还有一些人甚至能区分北京籍、上海籍女性。

这些比较了解华人女性的美国白人男性形成新的看法：

第一，华人女性绵里藏针、柔中有刚、软中有硬，嘴上不说、心中有数，更具现实理性，比白人女性有心计、有谋略，往往以退为进、善用迂回战术、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婚姻观较现实，有明确的利益目标，如获得绿卡或经济保障等。第三，金钱观念虽强，但对财产的法律观念尚弱，比较注重眼前的直接利益，不像白人女性那样更注重权益的法律保障。第四，社会适应性强，比华人男性更容易融入西方文化，但有较多的盲目模仿性，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

第五，不少华人女性在性关系上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保守，而是相当的开放。第六，对婚姻和感情的忠诚度与传统的华人不同，也容易发生感情转移，常常是遇到更富有的男性就移情别恋了。第七，比较注重生活的物质享受，而不太注意多元文化的精神情趣。第八，比较注重形式上的独立和自由，多关心自己的利益，不会自觉、主动和有意识地作为女性的一员去争取女性整体的权益。第九，比较注重外在的“浪漫爱”，而忽略发自文化、精神素养的内在的“浪漫爱”，因而被白人男性西方式的外表仪容、姿态举止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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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出行，文明旅游，是目前中央文明办和旅游局共同的倡导，为此在前不久还专门组织了意见征集活动。那么在即将过去的这个黄金周外出游玩的游客们到底表现如何呢？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记者看到了游玩归来的大批游客，说到这次出行中的不文明行为，每个人都深有感触。其中，随处乱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吐口香糖，乱扔烟头灯让大家最为反感。市民：“我们是去桂林，很多人往江里扔吃的果壳啊什么的。”“随地吐口香糖就是一个，这回出去还踩了一脚，其他还有袒胸露背，挤公车的很多，感觉很差。”“扔垃圾的比较多，饮料瓶、擦脸的纸随便扔。”“在一些公车上、公共场合，有说粗话，随地吐痰的现象。”除此之外，在公共场所乱写乱画，攀爬古迹拍照，不注意公共形象，大声喧哗，不按秩序排队等问题也很突出。市民：“比如景区里有一些干净的水，脱了鞋就洗脚。还有喝了水就把水瓶往地上一扔，还有纸。”“为了早上船、早进景区，争抢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有的时候我们队的人会随地大小便。”“在卫生间没有依次排队的习惯。”“一点小事发生口角，就大打出手。”“有些地方不能抽烟，他还在抽烟。” “往树上爬，往假山上，还有一些名胜古迹上。”“在展览馆什么的大声嚷。”据了解，在前不久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中，短短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受到海内外民众来信、电子邮件、留言等3万余条，网站页面浏览量在300万人次以上，共有5万多网民参加了大讨论。看来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已经越来越令人反感，而不文明行为的消除则要你、我、他大家的共同努力。（2006年10月8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十一黄金周之前，全国假日办等就开始向全社会征集旅游中不文明行为，结果碰上了黄金周，人们当然会格外关注此类现象。可看到的那些内容，也无非都是些人们非常熟悉的货色。

媒体报道，中国游客在国外的不文明行为震动了中央高层，我真是感觉太小题大做少见多怪了。中国人是个什么德行样，谁还不清楚？我们身边无时不刻都在发生着的无奇不有的事情，还不够让人震动的？

这则报道前面，还有一条消息，就是7日下午，北京市工商局发布了黄金周期间消费者投诉热点，其中售后服务不及时、服务态度恶劣等成为最大热点。按照市工商局的统计，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12315和96315两条热线共接待消费者投诉342件，比去年同期建设了30％；举报282件，比去年同期也建设了33％。其中，商家服务态度恶劣成为最主要的投诉热点。有美容院打着皮肤测试的幌子，极力推卸化妆品，如果消费者不买，就要收取各种名目的服务费用，仅在西单地区就接到了5起类似的投诉。北京市工商局12315消费者投诉举办中心主任贾英池：“这5个消费者都是学生，我们工商所也妥善处理了，返回消费者7800元，应该说这是商家不诚信，也是强行消费。”另外，记者从北京市假日旅游办公室获悉，与北京人不同，外地游客更关注吃饭和出行两大方面。外地游客：“黑车挺多，一口价要你多少钱，不像正规车那样打表。”“餐饮方面价格比较贵。”“一盒饭要你好几十。”据了解，今年黄金周游客对旅游景点的投诉相对较低。由于大面积修缮等原因，故宫等景点今年虽然超过了最佳接待量，但是与去年相比下降近两成。同时，北京动物园和八达岭长城成为今年十一黄金周游客比较扎堆的景点，其中10月2日当天北京动物园接待了7万人，同比增长了46％。

其实，这类内容看上去没什么新鲜的，只要到了黄金周，都会有这类事情发生，然后就是行政执法部门出来摇头晃脑表态说他们是如何如何为消费者干了好事，解决了多少多少的问题。而只要因为消费问题打过类似12315或者96315热线的人都知道，这些热线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无一例外都是往外推，让打电话者找相关部门，或者相关厂家。并且，这也都是报喜不报忧的路数，解决了的才宣传，而有多少没被受理或者未能解决的就只字不提了。因此，投诉比率下降，并非是因为市场环境改善了，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于投诉本身的效用已经忍无可忍了。

其实，从见诸媒体的报道也可以作证当今的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到了什么地步。就这几天，媒体透露，渭河成为劣五类水质，为近年来最差；白糖质量检测是历史上最差；消费者对化妆品满意度到近年来最低；足球运动员在大街上越来越多地被砍伤，有的成为植物人，有的脚筋不翼而飞……

这是怎么了？

事实上，黄金周投诉的那些内容哪个都不是新鲜的。但至今13个黄金周，情况越来越差，作为市场监管的政府相关部门这如此长的时间里又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只要到了黄金周，消费者就会遇到一模一样的麻烦和陷阱呢？消费者缴纳的税费越来越多，但能够得到的公共服务质量却越来越差，这是为什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然不能针对消费者所面临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质次价高和假冒伪劣做出任何维权规定，但从自然法角度看，只要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那么就是公共利益遭到践踏，就应该有相应的救济手段。可这在与时俱进的中国是可能的吗？

如果说游客不文明行为都是屡见不鲜的，似乎也不够准确，中国人的智慧总是能够令人瞠目结舌。新华社报道，济南蝴蝶展近8000只蝴蝶被游客捏死。10月4日，工作人员展示被参观者手抓致死的大量蝴蝶。“十一”黄金周的头两天，众多游客前往济南五龙潭公园观看“金秋大型活体蝴蝶生态科普展”，展室中的上万只蝴蝶被游客带走或抓死的共计约8000只，蝴蝶展被迫于10月3日闭展一天。举办方及时与蝴蝶养殖基地联系，于4日紧急运来2000余只蝴蝶放飞展室，蝴蝶展才得以延续。

怎么样？这样的行径足够让人们开眼的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的所作所为。

对此，我们该如何评价呢？

我曾经写过“当今中国道德败坏唯隋末可比之下的作为”，提到我与武汉大学哲学系赵林讨论起中国目前的道德败坏状况在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朝代还可以相提并论的，他思忖半晌的结论就是隋末。那篇稿子里，我引用了温铁军发给我的台湾一个中学校长高震东在大陆的演讲（于此不赘），使得不少人都针对高震东说辞报以感慨。但是，如果拿着现在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与中国历史历代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换言之，中国历史上还有哪个时期，中国人的道德是如此荼毒透顶呢？

以前，有时我给小孩子们讲故事时，常常拿着那些当下花花绿绿的出版物照本宣科。当念到比如西游记、三国等中国古典名著时，我突然会感觉很是不对劲：那些故事里面充斥着如何狡诈如何骗人如何金蝉脱壳如何言而无信，看着孩子们听到孙悟空一次又一次不择手段获取了胜利之际手舞足蹈乐不可支的样子，我真不知道该快乐还是悲哀。

那个由于把持保守立场而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边缘化了的甘阳，在最近针对改革开放的反思和否定浪潮当中再一次发出声音：什么是中国的软实力？我的回答是，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的现代社会主义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软实力资源。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呢？当今最高委府给出的答案是儒家文明。今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57周年之际大陆和台湾两地同时举行祭孔活动，也是超越时空的举措。抛开寻求两岸文化认同的和解之道不说，就大陆而言，这反映出，最高委府面对共产主义说教已经彻底失灵的状况，反身向中国古典寻求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不得已之举。

但是，儒家文明又是什么呢？陈永苗在其《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我曾经引用过，于此不赘，可以在网上找到这篇文章，比如http://www.cul-studies.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5&ID=11004）中认为，“如果儒教攀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那么还体现为基督教与儒教的宗教战争。基督教与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与反革命、专制，提倡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权在一起。”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都是2200多年前孔夫子的至理名言。这个曾经在当时郑国丧魂落魄自己形容自己为丧家犬的先人，如今在道德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中国却得到了救命稻草般的礼遇。

说到社会主义，举世公认的社会主义成功经验如注重公共服务、合作、平衡发展、减少社会差别等精神，现在的中国特色当中到底还能剩下几许，恐怕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当今税负痛苦指数全世界第二，中国的医疗卫生公平性排名全世界倒数第四……这些恐怕都和社会主义无甚瓜葛，当今世界上，无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君主制国家，基尼悉数排序都是一样的。

就这样，国家统计局局座邱小华竟然大言不惭地声称中国的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这就如同说我们总是以人均收入来瞒天过海自欺欺人一样。我就此写的“人均收入充其量不过是个婊子”和“中国综合国力居世界前列？邱晓华真口无遮拦”，在网上也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当前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那么除了历史上的比较，再横向对照一下呢？还是采用我曾经引用过的一篇文章吧。

2002年第1期《特区文学》刊登王四四“地上的钱包”一文：

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2001年6月号载文《还有人拾金不昧吗》。文章说，《读者文摘》想知道世界各地的人捡到钱包会怎么做，于是准备了1100多个钱包，派编辑“丢失”在世界各地大小城镇，每个钱包里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还有姓名、电话，以便拾金不昧者通知失主。他们把钱包丢在人行道、停车场、商店、餐馆、电话亭、办公楼和教堂的门前，然后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候……结果如何呢？文章按各个国家和地区钱包归还的比例，列表分了两大类：第一类为“表现出色”----挪威100%，丹麦100%，新加坡90%，澳大利亚70%，日本70%，美国67%，英国65%，法国60%；第二类为“表现平平”----荷兰50%，德国45%，俄罗斯43%，菲律宾40%，意大利35%，墨西哥21%。文章说：“北欧人的表现实在让其他国家的人汗颜。”此外，新西兰、韩国人也很诚实。被测试的国家还包括瑞士、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和阿根廷。撒遍全球的钱包，56%被各国的拾金不昧者归还了。《读者文摘》用大字打出他们的结论：“事实证明，诚实的人仍占多数。”他们告慰世界人民，放心吧，这个世界还算美好。但是，我愤愤不平地想，他们跑遍全球，测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不到中国内地来？凭什么把我们排除在世界人民之外？他们略过这么广大的地区，不知道是不是人为我们已经学了几十年雷锋，一两代人都十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长大的，都十写着自己捡到钱包拾金不昧的作文长大的，所以没必要测了；或是他们听到一些说法，人为我们治安严峻、道德滑坡，怕测试的结果会惹恼我们，不敢来。我想，我们虽然不一定比得上挪威、丹麦，但总不会比墨西哥差吧？不过，现在我不明白的东西越来越多，什么事我都不敢太肯定。于是我问女儿：路上由钱包，你们中学生一般会怎么办？是寻找失主，还是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或者有人不交出来？我女儿想都没想，说：“我们绝对不敢捡，绕过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肯定是圈套。你一捡起来，马上有人过来，要和你分钱，实际上是骗你钱。要不然就可能有人走过来，说钱包是他的，里面有多少钱，怎么没了？反正你肯定被缠住了，走不了，不可能“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她讲的实在有一定道理，报纸上有关报道我读过多次，前几天还刚刚看到一篇，我只好叹了口气。过后我还是有点不甘心，我想我们的情况总不能就这么怪怪的吧？人家各个国家的人捡了钱包，好歹还有个归还比例。我们这边硬是不敢捡，连个比例都没有，那不真的在世界人民之外了吗？不行，不能全信小孩子的话，他们太不成熟，看了一点局部报道就推及全部，总体情况也许不至于这样。于是我又问太太，她总不至于不成熟。不料她比女儿还斩钉截铁：“我哪敢碰啊，我连看都不敢看，赶紧走！”我听了只能再叹一口气。最后，我只好扪心自问。但自问的结果是，地上的钱包还是别碰的好。入夜，我一边又读着《读者文摘》那篇文章，一边想，要是他们真的来测试，那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钱包在那儿死活没人碰，天渐渐黑了，人们更不敢碰了，可能连扒手也不敢碰了，也怕是圈套。《读者文摘》的人顶不住了，只好自己捡回来，灰溜溜地回到酒店，向总部报告，不料总部一听，兴奋不已，立即命令记者写一篇可读性更强的报道：《神秘的国度费解的民风----钱包测试的怪异结局》。我希望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出现。我们得着手改变某些状况，使我们不至于和世界人民不一样。我们只有多向世界人民学习，少说说这个那个特殊性，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人民当中。说不定这比融入WTO还要紧迫。比如在钱包测试这个方面，我们要首先赶超墨西哥、意大利，然后向俄罗斯、德国挺进，继而甩掉美国、日本，最后直逼挪威、丹麦，把所有的钱包都捡起来，100%地“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

我在国外时写的观感，在网上发布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此文篇幅太长，有26万字之多，于此不赘。其中涉及到了中国人在国外形形色色的表现。）网上留言中，针对我描绘的中国人在国外的行径，一些还在国内的人表示实在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羞愧难当。

有人说中国人是因为穷，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可我却不这么看。要是说穷，无论是越南人、巴基斯坦人，还是撒哈拉以南广袤的黑非洲的人们，都比中国人还要穷，但是国际上对他们却远非对中国人那般小心翼翼像提防盗贼一般。最典型的就是我通过赫尔辛基边防时警察只是因为我拿着中国护照就特意打开防伪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让后面排队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们对我侧目。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鸡鸣狗盗之举，只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有着众多那么杰出而在违法乱纪方面无所不能的同胞。

所以，中国人在国外被当作是猪（随便可以从网上查询到如此内容），原因不是中国人穷，而是因为中国人太坏。

更可怕的是，现在的舆论环境使得我们根本不可能出现类似李宗吾《厚黑学》或者柏扬《丑陋的中国人》那样的反躬自省。在别有用心的宣传取代新闻进而影响所有国内人对环境准确认知的情况下，喧嚣的爱国主义和偏颇的民族情调荡涤着我们残存的理性和豁达，剩下的只是越来越网络语言话的无休无止的污言秽语和没两句话就进入下半身和祖宗八辈的功成名就。

几年前，曾经有过“日本人在湖南电台大骂中国人，主持人罗刚正义反驳被开除”的报道，说电台主持人在直播节目中接到一个自称是日本留学生的人打来的侮辱中国人的电话，遭到主持人的痛斥，结果主持人被开除。事后查明，打电话者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也被抓了起来。

我在想，如果这个农民不冒充是日本人，而开诚布公地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会怎么样呢？还是不行。为什么？作为中国人，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设想一下，一个连天气预报都要造假的国度，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弄虚作假的？在中国人连起码的有关自己生存环境真实状况方面的知情权都被剥夺了的情况下，还指望着能够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信息并缘此做出适合的行为选择，这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吧。

这次的黄金周，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的观风景的人不少，而人群撤去后留下了满地的垃圾，这些垃圾是平日里的20倍之多。当清洁工一字排开清理广场上的垃圾时，还滞留在广场上的人们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和愤怒，理由是妨碍了他们在广场上的留影和美好心情。

前面说过的台湾中学校长高震东的演讲里就提到了这样的场景：“当本届亚运会在日本广岛结束的时候，六万人的会场上竟没有一张废纸。全世界报纸都登文惊叹：‘可敬，可怕的日本民族！’就是因为没有一张废纸，就使全世界为之惊讶。再看看我们十月一日， 广场升国旗的镜头，当人们散去，满地废纸，到处乱刮！外国人一看当然会这样认为：你们中国此时要同日本比，差得远呢！大家不要总是说：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有137枚金牌──这都没用，咱们的道德水准还没上来，还差得远！”

现在中国社会热衷于反腐败。腐败是什么？权力谋取不正当私利。权力是什么？凡是产生关系之处都有权力。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当我们面对默默无闻的自然界时，总是要昭示自己的权力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随地丢弃废物也只不过是图个多快好省而已，其中却产生着不正当的私利。

这是什么？是全民腐败。

当路人在马路中间旁若无人大摇大摆之际，当农民工在城市公交车上一拥而上将老弱病残挤到一旁不得不战战兢兢站着并体会到农民工难得的人的尊严之际，当机动车仅仅为了催促前面车辆加快而频繁按喇叭不惜周边噪音污染之际，当凌晨和傍晚街边传来老年人锻炼的刺耳锣鼓音乐之际，当机动车协管员在对方央求下收受赠品而扯掉已经贴在车窗上的罚款单之际，当看护人看见自行车就收费却对车辆丢失不管不问之际，当医生收受红包之际，当班主任收取学生逢年过节不得不上贡之际，当管片民警个个都有白吃白拿白玩处所之际，当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等待研究请示”“等消息”诸如此类的官僚语言之际，当形势一派大好为人们耳熟能详之际，当GDP又取得了良好业绩之际，当重化工产业格局日渐成型之际，当官员们豪情满怀地胡说八道之际，当政客们发自肺腑地认为比如应该宽容小商小贩（建设部仇宝兴）、中国综合国力世界领先（统计局邱小华）、医患关系紧张系媒体所为（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没钱就别上名牌大学（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之际，当周孝正用 “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描绘现在的中国人之际，当1990年代民间还说干部排成一行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挨个毙可能有冤枉的、此后几经调整把干部家属、朋友、邻居等都加了进去演变成了干部的邻居挨个毙可能有冤枉的、而非但干部本人就连其家属、朋友已经无人可幸免之际，……全民腐败也就只能风景这边独好。

自然界已经通过气候变暖和各式各样的自然灾害报复了我们，并将更加猛烈地回报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无恶不作之举。

想想看，一个为了区区几块钱就不惜制造毒大米、用雕白块做豆腐、用避孕药喂甲鱼坑害自己同胞的民族，能够获得什么样的评价。

连那些在本土上不得不老老实实的跨国公司，到了中国来也同流合污，看看雀巢、亨氏、肯德鸡、宝洁、孟山都等等巨擘们在坑害了中国消费者之后都是如何表现的吧。设想一下，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其总部所在地他们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或者，我们能够设想，中国的消费者因为吸烟有害健康对烟草厂商诉讼上千亿美元的标的会被中国的法律所认可？连雀巢婴儿奶粉碘超标的诉讼都不被中国的法院受理，何况其他乎！

2004年《中国新闻周刊》用了整整一期的篇幅来悲愤当今道德败坏，题目叫做“重构中国精神”（开篇就把我给扯进去了）。到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精神的重建？道德的回归？人伦底线被保住？没有，什么都没有。渭河照样成为历史上水质最差的，白糖照样是近年来最劣质的，人们之间以邻为壑的状况也照样愈演愈烈。

即使说中国的古典传统文明，仁义理智信，我们还能看到什么？文革之后出现“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到现在已经是多少“信”都荡然无存了？别的不说，信守诺言应该是最基本的吧？可现在，还能有几个人保持守时的规范？如果能够有人对迟到抱歉已经很谢天谢地了，更不用指望着有什么愧疚之情了。

如果一个民族连起码的诚信都丧失了，这将会怎么样？

当然可以推脱到，连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如此。作为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制高点的委府尚且如此，对每一个国民如此刁难未免求全责备。这话不无道理。中国总是标榜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但这种负责更多的是对国际事务，对自己的国民却未见得如此。从黄金周逐渐垃圾化的景象中我们就可以见微知著。

但我们习惯于敷衍塞责，并自上而下地传递着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恶劣习性。

中国人坏，坏得令人目瞪口呆，坏得空前绝后，坏得让全世界理屈词穷。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弹丸之地，没有温家宝所谓的乘数效应（13亿的庞大人口规模），好像都没那么可怕。但一个有着如此巨量（有资料说中国人口现在接近15亿）人员的地方，如果辈出着败坏之徒，这会让人类着实胆战心惊不是？

如果中国还处于蛮荒年代落落寡合静默一边也还算世界的幸运。可现在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与之相伴的对于资源的掠夺、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以及自上而下的利令智昏功利无信，特别是对于各种底线时时刻刻的击穿、在被称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安全、环境、健康、知识、治理等五大要素当中无一例外地进行着毁灭性的讨伐之际，中国人被日益当作恶的代名词，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时，我们面对包括前面提到的冒出的日本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各国人对中国人的指责时，虽然出于自尊心会怒不可遏，但冷静下来想想，那些指责不无道理。

但能够冷静下来的中国人有多少？现在随便到什么网上去转悠，哪儿都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刀光剑影。不信说日本比中国强一个试试？连那些从事日本研究的人都知道，如果进行如此比较并发布，那注定是找死，网上迅速演变为人身攻击，这也算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意表达：一旦到了网上，在如此虚拟空间当中，立刻扯下现实里的假面具，暴露出人性中最凶险、丑恶和败坏的真实。

我知道，我写这么个玩意儿注定是费力不讨好，会惹来一片骂声。即使我写央视将世界杯垃圾化那么篇东西，还在后面留下了“你y，SB！”的字样。对此我也习以为常了。我只希望，在头昏脑胀之后，作为中国人，我们都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想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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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香港《紫荆》载文称，大部分亚裔妇女与白人的异族通婚不仅仅是以浪漫的爱为基础的，也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华裔社会学家贝蒂·宋访谈了纽约地区50个华人异族通婚案例，她认为，被美国文化同化的华人女性更希望通过与白人的通婚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中国内地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醒目标志之一，便是内地人的婚姻汹涌澎湃地迈向世界舞台。一九八三年，北京姑娘李爽经过特批，赴巴黎与前法国驻华外交官成婚。她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嫁给西方男子的第一女。此后内地女子与老外谈情说爱，成为中国人婚姻观念革命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华人女子的“美国梦”

文章说，华人女性对美国白人男性的印象，往往也是从对方文化的朦胧想象得来的，大致说来，华人女性对白人男性特点的理解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受遗传影响体型较高大，又因为普遍喜欢体育运动，因此体格健壮。第二，性格开朗率真，言谈幽默风趣，举止自然得体，待人礼貌周到。第三，教育程度高，多有职业专长。第四，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高，会演奏乐器者较普遍。第五，自主、自信、自立，重视自己的权益。第六，人文精神强，尊重别人的隐私和个人选择，富于同情心。第七，很注意女性的需要，会创造浪漫情调和运用性爱技巧。第八，注重外观形像，如服饰、发型、面容保养等，注意清洁卫生，如每天沐浴、每天更换内衣等。第九，没有随地吐痰、擤鼻涕、丢烟头、大声喧哗等个人不良习惯。第十，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如守时、守信用、不撒谎等。十一，注意生活质量和业余爱好的多元化。十二，注意夫妻之间的相对独立和个性发展空间。


文章指出，来自中国内地的女性与来自港台的女性，在价值观和判断力方面很不相同。中国内地过去长期封闭，民众无法客观、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一旦对外开放了，某些大陆女性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容易从一个极端移到另一个极端。而来自港台的女性，对美国人的基本看法长期以来始终是比较稳定的。

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经济状况一般较差，到美国后向往着中上阶层的富足生活，视金钱和物质享受为其“美国梦”的实现，结果就倾向于投靠“富有”的白人男性。而来自港、台、新加坡的女性则相对地比较富裕，比较少通过异族婚恋来获得经济上的满足

另外，中国内地长期以来对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教育较为保守，内地女性到美国后，进入了一个陌生且眼花缭乱的新天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好莱坞编织的有关浪漫性爱的美妙故事，让她们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些本来就具有东方魅力的女性，很容易遇到白人男性的大胆“进攻”，白人男性与她们所了解的中国大陆的男性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来自港、台的女性则并没有如此的心境。

华人女子醒觉：洋帅哥有12大毛病

文章认为，华人女性对美国白人男性的种种“原型偏见”中，最重要的、也最可能误导的有两条：

第一是认为白人男性都很“富”，其实并非如此。虽然美国的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但大多数中产阶级是靠贷款过日子的。大学教育、房子、汽车、甚至家具和家庭电器等几乎都用贷款支付，也就是把未来的购买力提前使用了，一旦丢了工作，一切都会被银行没收。

同时，虽然美国的收入不低，但税收也不少。例如，一个公立大学的教授缴付各种税收后，实际拿到的现金只有收入的一半多一点。

此外，对一个美国男人来说，结得起婚离不起婚，离婚一次就可能赔掉房子和其它家产，甚至从今后收入中得留出一半作子女抚养费。对一个华人女性来说，嫁个白人男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保障终生过上富裕生活。

第二种偏见是以为白人男性都很“酷”、很浪漫。其实，美国人注重实用主义和经验，相信科技和效益这些能证明或能计算的事物，在大众消费文化的熏陶下，美国人注重实用化、形式化、技巧化、效益化的外在包装，在华人女性面前，白人男性可能很善于制造浪漫的气氛、说着深情的字眼、举止温柔，但美国白人男性将“性”、“爱”和“婚姻”分得非常清楚，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婚前性行为，80%以上的人有婚外性行为。

一些比较成熟和清醒的华人女性，注意到了美国白人男性、尤其是某些当代青年男性的另外一些“特点”。第一，由于注重实用主义，知识面较窄，只追逐职业市场的需求，不注意整体知识的结构，例如很多人只懂计算机，成了一种专业机器。第二，有“美国第一”的强烈优越感，容易居高临下地看待其它文化和民族，并不想了解美国以外的事物。第三，人文精神虽较强，但人文知识却很弱，对文史哲一类的领域涉猎不深。第四，由于物质条件相对优越，制度完善稳定，缺少经受大灾大难的历炼，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较肤浅。第五，生活目标上过于注重好车、好房子等物质享受。第六，虽然注意在形式上尊重女性，但骨子里是否如此则不一定。第七，性关系上比较随便，可以把性、爱和婚姻三者完全分开处理。第八，过于注重外表仪容举止，不太注意内心修养。第九，过于强调个人权利，不强调对社会和团体的义务。第十，过于夸大独立性，亲情关系松散。过于强调夫妻关系的相对独立性，家庭观念不强。十一，经济收支分得过于清楚，结婚之前就在法律上预留分离的后路。十二，过于强调个性的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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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人喜爱翻盖式的“贝壳机”，这在2004年时就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亚洲销售的手机款型中没有翻盖机的都纷纷“变形”，据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全球手机市场直立式手机只占总体销售量的40%。而没有及时推出翻盖手机也一度让诺基亚手机销量下滑。有了前车之鉴，诺基亚第一个推出了翻盖式智能手机 N71。而摩托罗拉最重要的一次产品策略调整就是将产品外形重点都放在翻盖手机身上----—整年度与翻盖机推出的比重约是2比8，直板机款数急剧下降。
近两年，这一特点更是日益显著，今年年初，韩国泛泰手机进军北美，销售意想不到的好。有专家分析说和亚洲人在北美人数增长不无关系。

但是，对于亚洲人为什么喜欢翻盖手机的原因却并非手机公司研究课题，而私底下，大家也各执一词。最流行的莫过于一种负面说法，即欧美人直率坦诚，因此爱用“直来直去”的直板手机；而亚洲人喜欢“绕弯子”，喜欢做“背后功夫”，因此更喜欢折叠的翻盖手机。

前一阵子，《青年参考》的一段言论又说，某手机经销商透露：翻盖式手机在开合时会发出一声脆响，容易引起旁人的关注，所以更有面子。而中国人特别“爱面子”，因此会更加青睐翻盖手机。

翻盖手机真的能够表达出中国人的“好面子”吗？“面子情结”又有着怎样深远的历史背景？记者带着这些疑问，专访了对禅、易经等传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高级心理咨询师陈阳先生。

喜爱翻盖手机和东方人固有的“阴阳思维”模式有关

陈阳表示，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和文化差异，造成了人们在感知、认识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大相径庭。

具体到主流手机款式在东西方的巨大差异，其实恰好是这种文化冲突的典型“物化”。西方人喜爱的直板手机，操作步骤相对简便快捷，没有多余和累赘的“动作展示”，这和他们日常习惯的伴有“方式直接、目的明确”的“直线思维”相当吻合。

但是东方人青睐的翻盖手机则不同。一般说来，在手机的翻盖处于闭合状态的时候（仅限于双屏手机），只能完成来电显示、来电接听等最简单基本的功能。如果你要打短信、玩游戏，或者想在接听电话时启动免提功能，就必须要打开手机的翻盖。这一点，则和东方人固有的“阴阳思维”模式有关。好比我们熟知的“太极图”，从严格意义上说，那是一张“阴阳图”，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同样道理，我们在对待事物的鉴别和认知时，也是习惯于“亦张亦弛、亦开亦合”的逻辑思维模式。

西方人如果对一个人心存不满，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你的做法使我感到很不愉快”，“请你停止好吗？”但是东方人往往会顾左右而言它，甚至会借助一些小动作来暗示对方自己的不快。在这个时候，翻盖手机就派上用场了。当一个人以夸张的大幅度动作，恶狠狠地合上手机时，即使他什么都没有说，稍微有点智商的人也能判断出此时此刻最好别去惹他。

研究显示，翻盖手机装饰性强符合亚洲人心理

纵观翻盖手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了在功能衍生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最初的翻盖手机例如摩托罗拉的V8088，只是注重了外屏来电时的“炫彩功能”，但是近年来推出的新款翻盖手机，又增添了“开盖铃声”，仿佛光靠外屏的亮丽色彩和动感美图，已经不足以打动人心，一定要在开启手机的那一秒钟用最具穿透力的方式赚足眼球才算过瘾。

而在直板手机的世界中，我们几乎不能找到一款可以如此风光的“明星”。据江南大学工业设计系姜乃衡博士的研究，近两年翻盖手机在装饰性、娱乐性和游戏性上功能都增强了，特别是装饰性在亚洲人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特点在欧洲市场是不显著的。

当然，购买翻盖手机的消费者，其消费动机，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喜欢那个颜色，喜欢那个屏幕，喜欢那个铃声，当然更喜欢那个价格。

不过，毕竟一个低调内敛的人，不会在公共汽车上以一种爆烈的“金属磨擦声”来宣布他要使用手机了。

小调查 半数以上人群不喜直板手机

记者于近日来到人流密集的北京图书大厦门前，随机采访了30位过路人，年龄分布在20岁至56岁之间，数据如下：

（一）在30位受访者当中，有19人使用的不是直板手机，其中包括16部翻盖手机、2部滑盖式手机和1部旋转式手机。

（二）在关于购买动机的调查中，有8人表示购买翻盖手机没有特殊目的，只是喜欢手机的造型和整体感觉，另有4人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考虑，购买了相对便宜的低端直板手机。

此外，有5个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购买翻盖手机是受到“日韩流”的影响，认为偶像剧中的男女使用翻盖手机的动作很吸引人。最后，有3个人告诉记者，他们喜欢翻盖手机开合时的铃声，认为是一种享受。

延伸阅读 面子文化被曲解了

当说到有人认为用直板机型的人直率坦诚，用翻盖手机的人婉转隐讳时，陈阳认为现在很多人对于亚洲的“面子文化”有着贬低倾向的误解。

“中国早先的‘面子文化’，并不是今天常说的‘打肿脸充胖子’。‘面子文化’原本建立在高尚的道德基础之上，本来是以‘敬德’为中心建立的一套修养体系，诉诸于外，就是礼仪。”陈阳说，真正的尊重包括外在的言语、行为上的尊重和内心由衷的欣赏与敬重。

“一种文化也好，一种精神也好，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稍不留神就存了‘形式’忘了‘内容’。人们的交往必须建立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先给别人‘面子’，然后再顾及自身。但是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被很多人扭曲成‘别人的面子与我无关’，‘我自己的面子最重要’的强盗逻辑。”

如此一来，就严重违背了“面子文化”背后古老的历史根源，使之逐渐转变成一种下三滥的行为理念。

虽然对于手机的喜好能够反映出文化的差异，但并没有高下之别。而且，陈阳希望大众能以一种平和客观的心态来重新审视“面子文化”，而不是流于泛泛地一味抨击和不屑一顾，这样才能有利于自己平时的工作和生活。

“至少，我们应当公平一些，在我们还不能抛弃血液中传统的东方情愫的时候，不要盲目崇尚西方直来直去的交往方式。在维持公平对等的处世心态后，同样也可以从‘面子文化’中发掘出光明磊落的礼仪成分。”陈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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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

“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我从各种各样的说法中选出十条，姑且称之为“定律”，也谈一点看法。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普希金的伟大，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他的那个《渔夫与金鱼的故事》。那个丑陋的老太婆，最初只不过想要一个新木盆。第一个愿望被满足之后，第二个愿望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的结果，仍旧只有一只旧木盆。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里所说的商鉴，究竟要我们鉴什麽？

其一，一定不能有“第一次”。

第一次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一双筷子或一只木盆。只是大坝一旦决了口，洪水便会一泻而下。

看一看那些贪官，只要收了第一笔贿金，以后的事便不由他了。

只是，人的意志力是多麽薄弱。一旦坐上权力的交椅，有几个人能拒绝这第一次？

其二，整个过程是“进行性”的。

“进行性”一词是我从医学书中借用来的。像癌症，就是进行性的。不断地发展，不会中止，也不会逆转，一直进行下去。

殷纣王身边，虽有比干和萁子这样的贤臣，却无法劝阻他。依靠臣下的劝阻来制约至高的皇权，其有效性显然不足。所以，事态的发展有其必然性。

其三，“其亡也忽焉”。

《左传，荘公十一年》：“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忽”字，意为迅速，突然。

洪水溃堤，转瞬之间，一泻千里。

李自成打进北京，一生事业达到巅峰。由巅峰而至于落荒而走，大起大落，也在转瞬之间。

殷纣王之后，两千多年，有周幽王、秦二世、陈胜、王莽、陈后主、隋炀帝、黄巢、朱温、李煜、李自成、洪秀全、蒋介石等，“其亡也忽焉”，何其多。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他给后人留下了什麽？留下了两个字，“殷鉴”。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句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

有七种方法灭吴，应当很有智慧，却遭了句践的毒手。

此前，范蠡曾规劝文种，“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范蠡之智，显然高过文种，终能免於一死。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倒是张良聪明绝顶，托言辟谷，躲到深山里去。刘邦一死，张良的辟谷秀也就谢了幕，照旧吃饭。

说到杀功臣，狠毒莫过于朱元璋。当年帮他打天下，战将如林。后来朱棣南下，朝廷居然派不出得力将领去带兵。幸好不是北边的蒙古人打过来，否则朱姓的江山，传到第二代也就败了。

赵匡胤说，“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得了天下，却又睡不着觉，夜夜失眠，竟为何事？

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

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文革时期，我是一个逍遥派，一个观棋不语的看客。看来看去，看得多了，心里就非常佩服范蠡这个人。

那些造反派，开始时受压，可怜兮兮的。后来得势，内部就分为许多派别，彼此争斗不休。

几乎没有例外，一旦外部的压力消除，内部立刻就分化。

人为什麽会是这样，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现在这些做生意的人，若是几个人合伙共同创业。开始的时候，兢兢业业，在艰苦环境中共同拚搏，尚能齐心协力。一旦家大业大，有了丰厚的利润，就会生出异心。彼此猜忌、龃龉，终至于分道扬镳。

难道人的天性就是这样？

后人把范蠡的这个定律表述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同。”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 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

《史记》中有《佞辛传》，《汉书》中有《奸佞传》，《新唐书》及其以后的《宋史》、《元史》《辽史》、《明史》等正史中都有《奸臣传》。奸臣在历史中的地位，史家不敢忽略。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

这就是包围定律。

　　包围者不仅有奸臣小人，还有女人，像妲己、褒姒、以及文*中的白骨精。虽说“女色亡国”论是不对的，但坏女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

将一块磁铁投入沙堆中，磁铁表面便会粘上些许铁屑，磁铁吸引铁屑，是因为存在磁场。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

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一个皇帝周围，有三宫六院，无数的宫女（唐朝后宫宫女最多时可达数万人），无数的太监，无数的虎贲勇士，还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千军万马，铜墙铁壁，把一个“寡人”包围在当中。

寡人心里高兴，就要走出去巡视。但即便他真的走到了田间地头，也得不到真实。因为“下面”的人熟谙蒙骗之术。一切场景都是事先精心安排好的，滴水不漏，皆大欢喜。

鲁迅先生认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先生因此想作一篇《包围新论》，讲述“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我那时就很悲观，鲁迅也如范蠡一样，是中国最聪明的人，居然想不出好方法。

后来听说瑞典首相出门不带警卫，上班乘公交车。心想，答案就在这里了，包围是可以打破的呀。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千年大树，其里皆空。我们这个老大帝国，历经几千年，早已完全腐朽了。

比较中国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陆，自罗马帝国以后，列国争雄，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总有打不完的战争。一个国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必须励精图治。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主旋律是竞争。西方的政治、哲学，市场经济，都强调竞争。在他们的电影、游戏中，充斥着激烈的争斗场面。

我国的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当今世界，美国人横行天下。是三次大战（两次热战一次冷战）造就了美国人之“横”。

中国人讲究“中庸”，讲究“和为贵”，这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传统。热爱和平是一件好事，但前提条件是不会有别个打进来，亡了国。

我不是法西斯式的好战分子，对于阶级斗争那一套更是深恶痛绝。但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中华民族要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克服我们千年之惰性，振奋民族精神，从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和竞争。

梁启超鼓吹《少年中国说》，“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霹雳之声，撼人心魄。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一部《红楼梦》，其隐含的意义，不是什麽反封建。《红楼梦》用一个凄绝动人的爱情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特点。荣宁二府，是一个大的（宗族）家族。像一棵大树，有主干和旁枝。“亲不间疏，后不僭先。”有规有矩。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互相倚持，结为势力。更有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彼此回护。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只有明晰了其中的脉络，才算真正读懂了《红楼梦》。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

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

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

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

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每个人都努力要保持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

Selfpreservation，一个很好的词，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我以为，既然每个人都会Selfpreservation，官员们的Selfpreservation也是自然的，无可非议。

为甚麽和尚要把经念歪？为甚麽中间热不起来？皆因为中间的官员们认为改革不利于他们的Selfpreservation。

要Selfpreservation的官员去为供养他们的农民减轻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在这个悖论中，最关键的是农民和官员之间的供养关系，假如去掉这种关系，悖论就不能成立。或者，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由中央财政给官员们以补偿，两方都不吃亏，“中间”也就没有道理再凉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十分缜密，像“青苗法”之类，仔细阅读其内容，确实为农民考虑得十分周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殚精竭虑，最后却惹得民怨沸腾。

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 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1856—1860年，太平军两次打破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取得大捷。有人说，虽然打了胜仗，但客观上却帮了清廷的忙。何以这样说？驻守江南、江北大营的是清廷“精锐”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绿营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八旗兵则更为腐败无能。两营溃败，湘军成为清廷主力，形势急转直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

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我以为原因有四：

一曰“骄”。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八旗子弟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的优越感。由“骄” 而“横”，一些贵胄子弟仗恃父兄的特权，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红楼梦中的薛蟠，打死人命，抢了丫头，扬长而去。古代法律，不仅“刑不上大夫”，亦且“刑不上大夫之子”。

　　二曰“奢”。八旗兵入关，大肆掳掠。许多人在战争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西方人拥有了财富，会把他变为资本，不断增值。我们中国的富人比较缺少这种进取心，尤其是一些新贵，有一种暴发户心态，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生于锦绣丛中的富家子弟，耳濡目染，他们的攀比和挥霍，更是青出于蓝。惟其如此，才有了五陵少年和八旗子弟。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之所以有这样的告诫，是因为富贵能迷惑人，使人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学坏。有钱会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欲望。外部世界又充满了各种诱惑。内部的欲望碰到外部的诱惑，两者一拍就合。已经成熟的男人尚且无法抵御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小孩子的自制力如何比得上男人？

四曰“逸”。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流传很广。好爸爸是很有用的，他可以帮我们进入好大学，帮我们安排好工作，帮我们步入上流社会，过安逸生活。但好爸爸也有副作用，他使我们失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一旦失去了好爸爸，美丽的象牙塔便会轰然倒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了更多的富人，富人子弟如何承继父业，已成为一个问题。解决富家子弟问题，我们的学者开出药方来是四个字，“加强教育”。像美国人，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自尊精神。据说他们那边百万富翁的孩子也会利用假期去打工挣钱。一些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不是什麽教育问题，他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正是那样的社会，那样的传统，生出那样的孽障。富家子弟，骄奢淫逸，根本是一个社会问题。有晋人撰文说，某晋商家业兴盛达两百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定律。家业延续两百年，确实了不起。但两百年后又如何？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这个题目是我从一本题为《蒋党真相》的书中看来的。书中说，清末权臣袁世凯，为大清帝国送了终，人称“权大欺主”。蒋介石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其“御下之术”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个派别和山头（黄埔系、cc系、政学系）相争，各派彼此争斗、钳制，需从蒋那里寻求支持，于是蒋超越各派之上成为无法撼动的最高领袖，云云。（早年读过的书，印象十分模糊了。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我的专业是《园艺学》。我们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 “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 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古代权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拜权主义”，两者叠加，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连续剧。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左传》云“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这句话，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主要特征是“一级压一级”，形成一种压力—稳定结构。整个系统的稳定，取决于压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压力越大，权越重。根据韩非子的学说，处于这种压力结构最上端的君王，必须具有一种强大的“势”（以势压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势”，整个压力系统就会崩溃。一般开国的君王，熟谙权术，具有铁腕，拥有某种强“势”，下面的人摄于其“势”而不敢有非分之想。这种铁腕和强“势”，在其后人那里却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像晋惠王这样昏聩的**，或像溥仪这样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强“势”荡然无存，于是出现“强枝弱干”，“权大欺主”，“取而代之”。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 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文革时期，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写一篇真正具有“独立见解”，与别人观点完全不同的大块头文章。我问他，“林彪说，我们这麽大的国家，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是什麽意思？这是说，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统一，最后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现在不讲统一，反倒要独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如果说你写文章是要阐释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麽‘独立见解’？”朋友甚感迷惑，终于没有写完他的“大块头”文章。

秦始皇时代，确实有过一些活的不耐烦的文人，他们执着於“自成一家”，不肯统一，后来都被秦始皇送到“坑”里去了。自那以后，文人们都学了乖，知道“坑”的厉害，自觉地维护“统一”，不再闹独立性了。

林彪的话，含有某种哲理。我们这麽大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固执己见，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众说纷纭，岂不是乱了套？千人敲锣，一锤定音。没有这一锤定音，千面锣只会敲出杂沓之音。

我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不过，这件事的难度相当大。“车同轨，书同文，”做起来并不难。而要把这些十分固执的文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难奏其效。

但秦始皇的做法过于血腥，后人诟病甚多，称其为“霸道”。到隋唐时代，使用的方法就先进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说秦始皇采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后则更多采用“胡萝卜”政策。应用科举的方式，使那些出身于豪门或是寒门的士子们都有了进身之阶。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甚於焚书。”说的就是这种“胡萝卜”政策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无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只是外因。使知识分子变为“毛”的还有其内因。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我们中国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要用社会的良心去定义知识分子，中国文人的大多数都会被排除在外。

许多人不喜欢“文人”这个词，甚至以为他是一个贬义词。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没有甚麽大区别。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要食人间烟火。治国者为他摆下了盛宴，有“颜如玉”、“黄金屋”、“千盅粟”，他们怎可拒绝？自然就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忠心。这是顺理成章的。当然，文人与普通人还是有一点区别，他们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为强烈。这些都是文人变“毛”的内因。

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这种变化缘於一种不可抗的力，所以成为一种规律。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万人一律，没有哪个可以逃脱。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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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闷骚也成为女人的魅力表情之一，它以一种蛰伏在面纱后的张扬姿态，维护着女人最纯真的一面，也展露了女人渴望真我流露的另一面。
闷骚，新女性的自我标榜

电视剧《好想好想谈恋爱》，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追捧。许多观众坦言，该剧的一大看点是蒋雯丽演绎的闷骚女性----表面高雅含蓄，内心深处时刻都发出骚音：暧昧眼神、欲擒故纵的举止……

一个性感新名词----闷骚，挟着一股新锐之气翩然而来，以一种飘忽的姿态轻击都市的脉搏。让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中闷骚女性的点点滴滴。

都市表情闷骚成风

白天装扮淑女、行为端庄，夜间也换上低胸晚礼服、化浓妆、趿珠光拖鞋加入到“摇滚女郎”行列；平时讲话细声细气、惜语如金，一到KTV却判若两人，情歌对唱、快歌接龙、红酒比拼，疯狂的表现让大家跌破眼镜；外表文静、行为保守的MM在网上贴出自己黑暗中的胴体，还公然让网友打分；生活中穿着朴素，却不惜花费重金在虚拟世界中为自己添置华服美饰，然后去挑逗……

某知名服装品牌隆重推出主题为“闷骚与优雅”的时装秀，让众多追随者心旌摇荡……

“性感玉女”蔡依琳与自己的“绯闻男友”周杰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属于“闷骚型”，连“粉丝”们也为被幸运地归为此类而欢呼。

原本隐于幕后的女作家纷纷出书上镜，将几乎辨不出原貌的艺术照搬上封面，再陪衬上几段洋洋洒洒的美文，一批批“美女作家”光鲜出炉。

一不小心，闷骚就成了潜藏在都市丛林深处的“梅花鹿”，诱惑着男人的视线，也装点着都市的丰富表情。

明收暗放骚到好处

21世纪是讲究个性的时代，“闷骚”，就是以一种迂回、婉转的气息，划清与张扬、跋扈的界线。既然是“闷”，就非明目张胆，而是在吴侬软语、看似漫不经心的眼神间，挠动你身上每一处躁动的神经末梢。

就像章子怡在《2046》里的姿态，明明是一个风尘女子，偏有着高傲的心性；明明喜欢梁朝伟，偏要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等梁真正拿捏到她，她骨子里的骚才一点点流露。在嫖客面前，她是风骚；在梁面前，她却退缩到了闷骚。再比如张曼玉在《花样年华》中的出色演绎：那看貌似哀怨实则依恋的表情，外表冷漠内心如火的激情，如丝地传达着她内心的隐忍和性格的多变。

不难看出，这种风情是讲究度的：多一分嫌骚，少一分嫌闷。所以说其真正魅力就在于：明收暗放、恰到好处。

朋友向小记“揭密”，他们单位的小雅就是这种类型。短发、T恤、牛仔扮相的小雅，怎么看都是前卫的新新人类。某日下班后，她让同事帮忙处理一个电脑问题，可同事急着要走，她就冲上去发嗲，“就一会嘛，帮帮忙嘛。”摇来晃去间，T恤里藏着的性感抹胸后背的蝴蝶结系带不小心露了出来。大家改变了对这个“不谙世事”的小女生的看法，还知道了整日酷酷装的她居然喜欢逛SM的高档内衣区。同事戏谑她“闷骚”，小雅一脸坏笑：不行吗？明里不能骚，暗里还不能骚吗！

而沈圆的闷骚表现是：在天虹商场逛了半天，却只带回几条花花绿绿的蕾丝丁字裤，躲在房间对镜轮流试穿，边穿边偷笑，哪天诱惑一下男友……

可见，闷骚要看地点，看情势，看对象。男人们喜欢闷骚，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张狂卖弄、自以为是的风骚，也厌倦了故作纯情、假扮清高的淑女，而闷骚女人明收暗放的风情犹如黑暗里的昙花一现，给人一种神秘的惊艳。按照时尚女子尤佳的说法：就像脱去外壳、还留有一层薄膜的虾----既鲜又有嚼头！

偶露风情沁人心脾

当然，闷骚不是骤然迸发的，而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在周围环境的孕育下和个性空间的滋长中文火熬制出来的。因为此类美女，经历了长期善良贤淑、三从四德的道德约束，已练就一身明暗结合的“魅功”：平时内敛、偶露风情，于是便显那难得的“露”之魅力。这种露，是半遮半掩、在恰当的时机自然流露的。

丽霜对自己的闷骚情结毫不讳言：那天陪客户去会展酒店用餐，途中去洗手间时，她对镜自揽，做了几个挺胸、抬头、扭臀的动作，还悄悄把裙子拉起，学迪吧舞女摆了几个性感的POSE。刚巧，有人进来了，她就转瞬恢复常态，泰然自若地洗完手出去了。“我就是喜欢偷偷卖弄一下，反正不让人知道，自己欣赏还不行吗？”在她看来，正规女子是不该将风情流露于外的，闷骚是一种发泄的途径。

相比而言，出身书香门第的阿霖闷骚指数就比她高：正规的通勤装、棱角分明的挎包、淡雅的妆容、优雅的步伐，她是众人公认的标准白领丽人。可是，在她满是文件资料的公文包里，藏着一支口气清新喷雾。据朋友透露，2月14日那晚，她约几个循规蹈矩的异性朋友去逛中山公园，款式保守的黑色风衣下，居然是件桃红肚兜。霓虹灯下，众人惊诧难熄：阿霖居然也有偶露风情之时。她却一脸无辜：我何时说自己很淑女了？

再链接下来，乖乖女小季的行为就不再匪夷所思：在古道茶馆，换鞋时同伴发现，她的黑色长裤下，翠绿色鱼网袜若隐若现。一群人费解：这女子好像不那么乖嘛……

这就验证了：闷骚不是暴风骤雨般袭击人眼，而是在漫长的积淀和温润中滋生的一种情绪，即所谓文火慢“焖”，是以潜在、细腻、沁人心脾的和风细雨，让男人“酒不醉人人自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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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雄心勃勃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回首1840年以来的开放与蜕变，没有人否认这是一件好事，尽管是一件痛苦与屈辱的好事。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是中国人自觉拣选的，中国人是被打著逼著迫不得已在勉强怨恨中卷入这场变局的。也不是西方人好心来帮忙，西方炮舰背後不过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商人和恃强凌弱的政客。
叫它命运也好，叫它时势也好，两个世纪以来激荡著中国的那股力量，既不是出自中国，也不属於西方，乃是冥冥之中天道上帝的恢宏意旨。

西方的展示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什么呢？除了鸦片、贪婪和强权，还有什么呢？

一是科技文明，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二是民主自由，中国人连想也想不到。

三是基督信仰，祖辈世俗惯了的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以故弄玄虚、掩人耳目、文化侵略视之。

中国的反应

上述三样东西，由浅入深展示了西方文明的经济（器物）层面、政治（制度）层面、宗教（信仰）层面。中国人从反抗到反省，从排斥到学习，从恨恶到羡慕，反应极为复杂，却渐渐明朗。

其一，顽固保守派全盘拒绝西方的一切，以保存现存传统（不管是几千年的儒家或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为要务。

其二，洋务派、实业派或今日经济改革派,只效法西方的经济制度与科技文明，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到邓小平......。

其三，维新变法派、共和宪政派或今日民主改革派，从早期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到胡耀邦、赵紫阳、魏京生，均以不同姿态不同程度效法西方民主制度。

其四，真正从信仰层面发现了西方文明之心灵根基的人，并不多，也不曾形成什么派--或许可称为“洗心革面派＂吧。比如徐光启说“若国人果能畏天事天，则三代何不可还？＂又如洪仁轩说：科技不过西方之中宝，上宝是基督信仰。再如孙中山说“建国之基，发端於心理＂，故应“以神道而入治道＂，使国人敬畏那当受敬畏者，中华民族才有大希望。

技、政、教

正如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信仰之间，也是一个有本有末、有源有流、有血有肉的有机整体。

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 [Sharon1]1

保守派曾廉也看出：“变夷之议，始於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2教，即人心信仰。

现代中国人已不难理解经济繁荣与自由市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可有多少中国人注意到社会稳定与民主制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又有几个中国人看到了繁荣、自由、稳定、民主这一切良性社会现象，与深藏於人们心底的上帝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呢？

学习西方，难就难在不学到人心根本处就永远学不成功。改变中国，痛就痛在不变到人心根本处就永远变不成功。

强盛与民主

不错，贫穷积弱必然遭受欺辱，可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贫穷积弱？

远看数千年来，中国的病根并非贫穷，重重灾难包括贫穷的真正根源，乃是争来斗去、你死我活，乃是罪恶，而罪魁祸首就是历朝执政者。历朝执政者的罪性从来得不到有效制约，这一小撮人窃取了上帝的尊荣和权柄，将神州大地经营成一个上不通天道、下不通世界、自闭自负、自残自虐的人治专制王国。

近看五十年来，多少开国功臣、爱国志士和无辜同胞，被专制主义吞噬了。“路线斗争＂也好， “决策失误＂也好，“高昂学费＂也好，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荒谬绝伦，归根到底不都是一党制、一言堂造成的吗？不都是人、尤其是领导人身上的罪性和有限性不受制约造成的吗？毛泽东终於成了一个皇帝，邓小平不过是一个开明皇帝。中国历史的死结远远没有解开！

当一个民族的命运完全维系於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党派的品质，这个民族怎么能有长治久安呢？一个不能长治久安的民族，怎么会有真正的强盛可言呢？

民主与信仰

然而民主、法治是怎么回事？

智慧的中国人啊，请你用智慧想一想：为什么中国儒家文化土壤中没有产生出来的民主法治，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土壤中产生出来了呢？

中国人啊，你今日当晓得，民主并不如你以往想像的那　简单，仿佛仅仅是一种制度，是聪明人设计出来的一套规范；不，民主是深植於心灵的一种信仰，一种来自上帝的信仰。

上帝启示人类：一切人都深具罪性，若有人大权独揽必腐败无疑，故不受制约的权力险过洪水猛兽，故人人都要接受、也要参与相互监督和制衡--这正是孟德斯鸠式西方法制体系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依据。

上帝启示人类：一切人都是平等被造，都有我的形象，都有平等、自由和尊严--这种意识构成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上帝启示人类：我超越一切人、政党及其“主义＂，是永恒的公义和慈爱，是真善美的源头，是人类心灵的故乡--当人心沟通了上帝时，就获得了独立而神圣的道德勇气、力量和准则。

故此，美国《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平等，创造者赋予了人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民主法治并非完美的制度，恰恰相反，它只适合不完美的人们--幸好上帝启示说世上不会有完美的人；凡自以为完美的人，凡以为人可以完美的文化，都导致独裁专制。

有罪有限的国人啊，你不认识上帝岂能真正认识自己呢？你不认识自己岂能善待自己呢？

科学与信仰

如今崇尚科学的国人啊，你是否想过：为什么现代科学不是发韧於东方儒佛文化，却是西方基督教文化？

科学研究的逻辑基石--宇宙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只能奠立在一神论信仰上。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的强烈动机和博大视野，只能发端於奥妙恢宏的上帝创造说。

《圣经》说，上帝已将管理天地万物的权柄交给人，信仰者据此深信：探讨天地规则，人既负有责任，也富有能力。

科学初兴时代，基督徒在英国占20%，在皇家学会中却占90%！

牛顿相信《圣经》的记载信实可靠，他一生百分之八十几的撰述关於《圣经》，只有百分之十几关於科学。3

哥白尼、加俐略、凯普勒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凯普勒说“我研究自然是为了荣耀神＂；加俐略说“神藉著《圣经》启示　自己，藉著大自然彰显　的工作，故物理是《圣经》的诠释。＂4

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不会掷骰子，洞悉宇宙之深奥和谐的科学家，无法不联想到上帝。

“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开篇这句话，激励了一代科学之父，引发了基础科学（不是雕虫小技）；这句话，乃是科学之始，亦是科学之终。

不幸的定律

富强、科学、民主、信仰、上帝--越是有价值的东西，埋藏越深，发现越难，学得越苦。

近代以来，中国人总是最先看到那些最容易看到的表层现象，总是希冀从浅显表层入手一举大功告成。在一次次的痛苦失败中，中国人才一步步接近那个当初浑然无知的深层价值核心。

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一条完整的文化射线，在一个外在社会机体的阻力下，会被衍射分离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成份，这时，科技成份比宗教成份易於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份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份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份所引起的阻力，小於决定性成份所引起的阻力。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份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中一条不幸的定律。＂5

不幸的是，中国迄今仍在这条不幸的定律下痛苦踉跄著。

欲火与圣火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啊，如今你还天真地以为，只要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中华民族便能振兴起来吗？

你以为，只要你富强了，就能幸福吗？就能国泰民安吗？就没有大动荡、大血泪了吗？

你难道看不见，神州大地正在滚滚人欲、漫漫罪孽中痛苦的呻吟？你看不见，亿万灵魂正在一望无际的沙海中绝望的哭泣？

中国，你还记得吧，在热血飞扬的“文化大革命＂中，你心里“恨＂的魔鬼跳了出来，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你尽情释放了心中“贪＂的魔鬼，即将崩溃的是你的灵魂！

发展吧，先顾不上灵魂--这是魔鬼的诱骗！

不错，两百年前的西方也有罪恶，可他们有上帝，有忏悔，有铺天盖地的祷告，有延绵不断的神圣钟声和礼拜，有民主制衡和法律至上，人们无法漠视正义之神的同在，强者不失敬畏，弱者不失盼望。

你追赶模仿西方文明，不是追赶模仿它的内核和发韧，却在追赶模仿它的皮毛与衰败--它早已开始背离上帝。

试图崛起的中国啊，你有罪恶，却没有上帝，没有忏悔，没有民主制度，你凭什么抑制已经脱了缰的野欲？你用什么洁净污秽了的良心？你靠什么阻止当权者的贪婪野心，不再将中国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上帝的呼唤谁能听见呢？上帝的拯救谁能看见呢？

民运与国运

中国，你在台湾看见了什么？从蒋介石到李登辉，短短三十年後，你看见了富裕充足，看见了现代科技，看见了普及教育，看见了民主自由，看见了你正在梦寐以求、奋力追逐的一切。可你看见幸福了吗？看见道德了吗？看见平安了吗？看见仁爱了吗？在这块杯土上，你看见了一宗宗无头血案，一张张悲伤哭泣的脸，一颗颗惶惶不安的心，一幕幕拳打脚踢的闹剧。

有人问道：“为什么在别人家中玩得好好的民主政治，一旦到了中国人手里却不知怎么搞的立刻变成各派山头的生死大对绝？＂6

何止如此，到了人家家里，住在富裕、自由、平等的西方，又身为文化精英的海外民运人士们，搞起民主来不也是一塌糊涂吗？

不，不是民主不适合中国人，是民主不适合在人治文化和专制传统中长大的人；不是民主不适合中国人，是心灵没有重生和升华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我们的宪法是为有信仰的人写的＂，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说。7

天国在人的心灵里。真正的信仰永远不会沉沦於党派政治。只是因著上帝是真善美的源头，世上的一切便不可能在　的光照之外。耶稣的温柔和软弱已将世上一切罪恶渊蔽和邪恶势力预先摧毁了，　留给人间的，就是博爱、真理和生命的凯旋。

请正视你的心灵吧，中国人！

无道与无德

中国啊，你标榜仁义道德，履历上却满是男盗女娼、邪恶污秽。

你以为，人知道了什么是仁德，便能成为仁德的人吗？

不敬畏上帝，不虔信天道，所谓仁德就只能是破烂不堪、任人替换的衣裳。

道为德之本，德为道之末。失了道，德不过是切身利益的奴隶。

德是为人而活为人而死的东西，道却要人为　而活为　而死。

德属於人，道支配人。

德是行出来，道是活出来。

德在头脑里存留，道在心灵里扎根。

心灵迸发出来的力量常常令头脑吃惊，头脑施出的狡黠常常叫心灵愧疚。

如果仁德说教真能改变人心，上帝天道便是多余。然而中国啊，你的历史告诉你，仁德说教软弱无力，唯有上帝天道，是一切仁德良善的源头。

春秋以降，诚如孔子老子墨子的哀叹：“大道既隐＂！大道既然隐去了，仁德还靠得住吗？

中国啊，你既不信神，仅靠人管人，岂能不混乱、不虚伪、不诡诈、不残酷、不惨痛呢！

旷野孤儿

我们是天道上帝造化的平等自由之人，只因不认识造化我们的天道上帝，便不晓得、反而嘲弄平等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我们渴望博爱与良善，只因不认识真善美的源头，便只能在有罪有限的人间苦苦寻觅，一路流不尽的血和泪、恨与怨。

我们追求贤能与护佑，只因不认识全能的主宰，便将命运寄托在明君、良臣、清官、义侠身上，飘忽失了自主，久而久之亦不求自主了。

没有上帝的中国，只有人盯人，人斗人，人靠人，人治人，“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8 结果是胜王败寇，内斗不已，自相残杀，昏暴迭生，现尽了人的罪性。

不认识上帝、失了共同天父的国人们，就像旷野中一群无依无靠的孤儿，不知父母爱、兄弟情为何物，只是彼此倾轧，又彼此利用；彼此取暖，又彼此提防；彼此离不开，又彼此合不来。与人交往的时候，更有一种莫名的孤独自卑伴随著顽梗自负，流露在每一寸真诚的眼神之中。

中国，你知道你深深的劣根性、你内在的丑陋性的根源在哪里吗？你知道吗，我的祖国，你这枉称神州的逆子！

忏悔

近代以来，列强蹄下，我们有了失落感、屈辱感和危机感，有了反省意识，却仍然没有生出负罪感和忏悔心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没有赦罪的上帝，没有忏悔的对象，没有那个超越於人类本性之上的至善之光，来照亮一颗颗沉溺於世俗人本主义的幽暗灵魂。

反省来自理性，忏悔发自良知--良知渴望著上帝。

反省是人与人的比照，忏悔是人赤裸裸面对上帝。

反省是功利性的，忏悔是公义性的--春秋以来，中国成为一个只有功利性没有公义性的民族。不仅“春秋无义战＂，两千多年来，有哪一场内斗称得上正义呢？个人、家族、党派、政权的功利得失，早已冠冕堂皇地取代了普遍公义，仁义道德也服务於政治目的，谋求一统江山、一霸天下凌驾於一切公理、正义之上--一颗漠视上帝的灵魂，除了一己世俗的利害得失，岂能看得见神圣、绝对、普遍的公义准则！

忏悔吧，背负著深重罪孽的中国，上帝早已在等待著！

呼唤>

不肖子孙啊，上帝--人类共同天父--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遗弃你。

他曾藉著苦难呼唤你回转，你却在苦难中一再沉沦。

他曾藉著先贤抚摸你的良知，你却以肉欲来回答。

自唐朝起，他不断遣送使者，来向你指点天光，你却从不肯举目望天，只顾盘桓於地上。

明末清初，利玛窦一行和平上门，你曾获益匪浅，可你的骄傲自负终於使你轻率地关上大门，自绝於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外。

当西方的炮舰将你轰醒时，你震惊，你羞愤，你反抗。可你万万想不到，这是你新生命的产痛，是你旧生命的葬礼，是你这古老的凤凰涅盘的火，是那条折磨你的恶龙末日的风。

神州啊，你既是神州，岂能抗拒冥冥之神的宏旨？即使你想一直昏睡下去，即使你甘愿沉溺於自残自虐、自闭自负的恶梦中，你的父，你的神，真正的神州之主，岂能不顾惜你？岂能不唤醒你？岂能让你如一具僵尸般被急速旋转的地球抛至九霄云外，无影无踪？

中国啊，你难免怀恨列强的蛮横，你却要感谢上帝藉著它送来了科学、民主和信仰。尽管你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心胸狭窄，只要表层利益，抗拒深层制度，更蔑视核心信仰，上帝却怜悯你，给你一百多年时间来摸索尝试，直到你明白一个有机生命的奥秘，直到你认出上帝的福音。

可你今日依然顽梗不化，难道需要更大的挫败和更多的血泪，你的日子才满？

牺牲

马礼逊来了，死了，船长曾问他：“你想改变这个泱泱大国？＂他回答说：“不，是上帝。＂

李提摩太来了，死了，他的私人秘书梁启超成为中国的赤子。

戴德生来了，死了，他的儿孙五代献身中国，他说：“我若有百万英镑，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

我若有一百条生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成千上万的使者，在误解、敌视、困苦和牺牲中，前仆後继，来了，死了。

他们这是为什么？是为了钱财吗？不是，他们都是清贫的人。是为了列强吗？不，他们是列强的批评者。是为了名声吗？不，他们总是悄悄来了，从一个舒适自由的地方来，又悄悄死了，有的一家老小死在义和团的刀下，有的死在穷山恶水、饥寒交迫中--他们到底为了什么？

因为耶稣也是这样来了，这样死了！　从爱自己儿女们的天父那里来，死在自己所爱的儿女们手中；　为了从罪孽中拯救我们而来，死在我们的罪孽之中。

范礼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马礼逊、李提摩太、戴德生......数不尽的西方传道人，步耶稣的後尘，背著十字架，一个个来了，来到神州儿女们中间，死在神州儿女们中间。

他们是上帝撒在神州大地上的种子。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9

天光

一九五零年代，西方传道人被赶出神州的时候，神州只有三百万耶稣的信徒。

五十年过去了，在无神论文化背景下，在文化大革命逼迫下，在政治、精神、社会全方位压制下，如今耶稣的信徒已有数千万！

从农村到城市，从平民到干部，他们的灵魂苏醒了，心眼睁开，就看见了上帝，就认罪忏悔，就跟从了耶稣，就传拯救的福音。

他们不是靠成功、乃是靠失败发展著；他们不是因强壮、乃是因柔弱而成长；他们的血泪和苦难，正是他们的力量之所在--一切都像他们的主人耶稣一样。

这是不可战胜的天道！

西方使者走了，东方使者百倍千倍地站了起来。

当宋尚节将美国化学博士文凭丢下太平洋的时候，当倪柝声将夜半的更声敲响的时候，当王明道一步一步走回监牢，将释放书退回给狱吏的时候，上帝威严的脚步分明已经踏进了神州，那脚步真是气势磅　、不可阻挡！

遥望海外，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份子破天荒地踊进教堂、团契、查经班、布道会。中华民族千年乾　的良知啊，你今天终於感到饥渴了。你越过蔚蓝色的大海，直入蔚蓝色的天空，在那里你彷佛归回了故乡，在那里你终於发现了自己的源头。

向往上帝吧，中国人！那条迷惑千古国魂的恶龙终不过是上帝的一条狗。上帝要赐给人的福份，一定会赐给中国人：不是专制，也不仅仅是民主和富强，乃是忏悔，是新生，是尊严，是宽恕和爱。

新生命

神州福音的号角正在吹响。

一群又一群平实无华的中国人，用流泪的祈祷、真诚的忏悔和生命的奉献，为神州大地开辟著一条新生命的潜流。这是一条连著上天、通著上古的生命之流。

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话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上帝命定的福啊，全在这里，你若想要得到她，在耶稣基督里。10

噢，新生命的潜流！唯有座落在你上面的社稷江山，才会郁郁葱葱，果实累累。

尽管地面上蔓延著腾腾欲火，吞噬著、烧烤著一切良心和灵魂，地底下的生命之流却愈加汹涌澎湃。欲火会过去，肉体会衰败，躁动会停息，唯有到这生命河中取水的人，永不灭亡。任何试图阻挡这生命河的人，必被激荡个粉碎！

大洗礼

中国啊，你还在等什么？噢，你在等待大洗礼，一场血与火的大洗礼！

龌龊的欲火过後，必是洗礼的圣火。从塔里木河到黄浦江，从黑龙江到珠江，水都烧干了，眼都流泪了，心都忏悔了，寻求者寻著了，行毁坏者被毁坏了，抵挡者被抵挡了！

我祈祷著：远古就爱我们的上帝，愿您不因我们长达两千多年、迄今仍不悔悟的背叛再次大发盛怒，愿您顾惜怜悯我们失落和找寻的痛苦，愿您饶恕赦免我们无知与自是之罪，愿您裂天而降的洗礼之火不太过残烈，以致於我们难以忍受。父啊，倘若是漫天而降的春雨，施洗於款款沐浴中，对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将是何等的宽慰，何等的恩典！

上帝之名从远方来，请听他说：从此你的老师不再向你隐藏。你将为自己的骄傲自负痛哭不已。你要抛弃里里外外的偶像。你将追念上古之事。你一追念上古之事，就知道我是神，是你先祖的神，是黄帝的神，尧舜禹的神，周公的神。除我之外，别无真神。你清心靠近我、归回我，就必有福祥降临你。你会看到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你要成为重生的凤凰。从此恶龙不再戏弄你，我将它窃取的神州拿回，放在手中，我还要与你们同住，直到永远！

《郭嵩焘奏稿》345页。

《翼教丛编》卷四，转引自李双壁《从经世到启蒙》12页。

里程《游子吟》，台湾校园出版社1997年版160页。

张文亮《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台湾校园出版社1997年版75页。

《文明经受著考验》267页。

林治平《让我们一起来关怀》，《光谱月刊》1997年12月号。

转引自《海外校园》1993年5月号，栾大端文《美国这个国家》。

《圣经》马太福音15章9节。

《圣经》约翰福音12章24节。

选自《迦南诗选》，作者是河南家庭教会的一位小姑娘，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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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二十岁左右的男人与三十岁男人的区别，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二十岁左右男人的青春，激情，热烈，感性，冲动，单纯。而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更加理性，通透，圆滑，世故，沉稳，豁达，成熟。
从某个角度来说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是长线股票，无论是跌涨还是起落，他们很容易翻身，更容易重头再来，多年以来的人生经历及其多年的翻打，他们不仅有一批固定的朋友，他们还有一群现成的人际关系网。这些都很实用也很确切。

而二十岁左右的男人属于潜力股，表面看是乎在四处撒网，实际上是乎更像在复杂的尘世找不到落根的浮萍。二十岁左右的男人毛躁，自负，总觉得天下为其最优异，而真正受到创伤挫折后很容易一败途地，举足不前。

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更值得女性推崇与热爱。不是说男人三十而立，就是银子，车子，房子，而是说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更加的达观，至少他们不会像二十多岁的男人，一和女友闹矛盾动不动就是离家出走，动不动就提分手，动不动就狂打游戏发泄不满。

很多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一遇到女人生气，他们除了沉默以外，就是继续自己的工作。过往的经历告诉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不是说“自古小人与小女子”难养的问题，而是说发脾气是女人的特制，有时看着他们表演也是种乐趣。

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特别滑头，他们喜欢一个女人，他们不会主动示好，也不会像二十多岁的小男生天天在女生楼下站岗，他们采取的一般是迂回战术，先静观其变而后再陈胜追击。直到用真诚打动女人的心为止。

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一般不会对女人许诺什么，但是只要他们许下的誓言，他们一定是一诺千金。而二十多岁的男人，他们无论见到什么样的女人都爱许诺，或者在一时情急与感动之下，更是把承诺当做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给女人一种华而不实的错觉。

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很睿智敏锐，一个女人跟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交朋友，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促使自己不断的修炼进步。

二十岁左右的男人好奇心重贪玩孩子气。假如一个女人跟二十岁左右的男人呆在一起久了，就会发觉生活其实是一件很没意义的事情，除了吃喝玩乐以外，就是吃喝玩乐。

三十左右的男人为人处事相当低调，他们总会用思考赞赏的目光想问题，而二十岁左右的男人喜欢出风头，个性强硬，自傲自负，给人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女人在二十岁左右男人眼里，他们只会观其漂亮与否，而女人在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眼里，他们会观其聪明与否。在这些见女人无数的男人面前，女人除了脸蛋以外更需要内涵，不然就是俗气。

二十岁左右的男人挑女人是挑选身段容貌家庭背景。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挑女人是挑选其的认真果断敏锐。在三十岁男人眼里：女人可以不漂亮，一定要可爱。而在二十多岁的男人眼里：女人一定要漂亮，这样才带的出手。

如果一个女人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可以和二十岁左右的男人交朋友，但一定要找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做老公。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很懂女人也更宠女人。

我喜欢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这群男人足够厚重，足够安稳。不是说三十岁男人有多少能力实力的问题，而是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更大度。他们更愿意做女人的兄长，哥哥，爸爸，靠山。

好多二十多岁的男人好多处于成熟与非成熟之间，拥有更多的孩子气，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有时还很让女人为此悲痛欲绝，看破红尘。

总之我要是找男朋友我会选择三十岁以上的未婚男人。原因很简单当我老了的时候，他比我老的更快。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他不会跟我吵架，他得让着我啊，谁叫他比我大。当我办事不稳重的时候，他可以帮我把事情处理得更妥当。

女人们找个三十岁以上的真男人肯定不会吃亏。因为婚姻是走一生的，而不是二十多岁男人给的烟花星光。女人的青春有限，我们没功夫跟二十岁的男人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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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中国人都进来看，不顶不是中国人……”
是不是中国人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你一个破贴子难道就能成为衡量是否中国人的标准吗？口气如此蛮横霸道，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也折射出了愤青们唯我独尊、逆我者亡的小暴君嘴脸。

2 “日本人都是猪，杀光日本人……”

日本人要都是猪，那中国人是什么？粪青们不是说日本人都是秦始皇的童男童女繁衍的吗？绝大多数日本人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黎民百姓，都有着同样的喜怒哀乐。假如真的要对他们进行大屠杀，那就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反人类罪”，会成为全世界人民公敌的。这样的话语，只会激化两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丝毫不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

3 “宁可台湾不长草，也要解放台湾岛……”

粪青们的心里只有那块所谓的“神圣领土”，却把同样神圣的两千万台湾同胞的生命视如草芥，这能不让台湾同胞寒心吗？

4 “假如所有中国人都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就会崩溃……”

看到这样的话语，就会使人联想起当年一些大清国人士的论断：“洋人离不开咱们大清国的茶叶香料，离开了他们就活不下去。咱们只要实行海禁断绝贸易，洋人就得乖乖的称臣纳贡。”古今两代人都是同样愚昧，都是同样的虚骄自大。现代的贸易都是互惠互利的，日本受到多大损失，中国也同样会受到多大损失，而日本的经济实力强于中国，所以，经济假如要崩溃，那也是中国先崩溃。

5 “中国应该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我们有这个实力……”

不错，确实有这个实力。但是打完了之后，中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而您老人家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粪青，肯定不会有人给你提供元首级防核掩体的，所以您也要一起跟着玩完。你自己死了，也就罢了，但是你的父母、亲人，所有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也都要陪你一起殉葬，你忍心看着他们也一起死吗？小小年纪怎么能这样冷酷无情！

6 “爱国无罪！！！……”

在粪青们眼里，“爱国”这个字眼就好像一台万能干洗机，不管什么样的罪恶只要经它一漂洗，立刻就能脱胎换骨，变成正义的举动；不管干什么坏事，只要打着“爱国”旗号，就能通行无阻，为所欲为。所以，不管是对日本商店打砸抢，还是造谣诬蔑、谩骂攻击，都是正确的，都是不受约束的。

7 “要警惕美日网特占领中国的BBS……”

“***这个舆论思想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那么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这句陈年老话，居然还被愤青们奉为圭臬。在这些粪青心目中，没有言论自由、平等交流，只有“占领”、“控制”，为此，还要给不同意见者扣上“网特”的大帽子。但是粪青们要注意，你在剥夺别人话语权的时候，你自己的话语权也在被剥夺，“在一切自由当中，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粪青们应该好好领悟一下这句话。

8 “……照你的说法，将来日本人闯到你家里强奸你母亲，你也要在一旁看着叫好吗？”

面对着别人的批评，不管是批评他们搞打砸抢，还是批评他们唤y仇视所有日本人，粪青们都会给你来这么一句，来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把根本不相干的两件事生拉硬扯到一起。这反映了粪青们语言的贫乏，反映了他们知识的局限，要多读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也要谦虚地多向人请教，这样才会避免你走弯路。

9 “强烈抗议，***是严重辱华行为……”

在粪青的眼中，到处都是辱华行为。明星们的衣饰会辱华，外国的电影会辱华，外国的广告也会辱华，只要他们愿意，任何事情他们都能联想到辱华上面去。

1968年，沈阳市有个中学生，有一天闲来无事看《沈阳日报》。他看到报头的“沈阳日报”四个字忽然觉得里面有问题（是用毛笔写的繁体字），他居然认为里面隐藏着“国民党万岁”的字样。他把这个发现给自己的同学说，竟然谁听了谁相信，一传十、十传百，最后有几千人冲击报社大楼，要揪出“黑手”，结果酿成了踩死一人、踩伤数人的惨剧。

当年的红卫兵和今天的粪青实在是一脉相承，都有那么一股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狂热。

10 “汉奸！！！”

“汉奸”这个字眼在粪青们的千呼万唤声中，正在一天天地向着褒义词靠拢。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些有理性、有头脑、有远见，同时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都给划到汉奸队伍里去了，那“汉奸”岂不是就成了好人的集合概念。几十年前那些真正的汉奸地下有知，也要感谢粪青在给他们变相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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