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29, 2006
美国否认心态的启示
林沛理/布殊的外交政策是宗教式的偏执、不承认真相，也对台湾的否认心态带来启示。
林沛理，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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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民主国家以及追求民主人士的一面镜子。它的成败得失、进行的实验、实施的制度、累积的经验，以至所犯的错误，都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值得所有关心民主的人细心咀嚼。
最近，《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辑、以揭发水门案一举成名的美国资深记者鲍布．伍华德（Bob Woodward）在他的新书《否认之邦》（State of Denial，又译《鸵鸟心态》）中，批评布殊政府罔顾事实和独行独断，并指白宫幕僚长、第一夫人、老布殊、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各怀鬼胎，对入侵伊拉克的意见严重分歧。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State of Denial」是一种拒绝承认现实、拒绝相信真相的心理状态。布殊政府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人类这种不自觉的防御机制的不断运作。当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证实无效，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时，理性的执政者会承认政策建基于错误的假设。他们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假设，继而修改政策。这是从维根思坦（Ludwig Wittgenstein）到波普尔（Karl Popper）到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倡导的理性主义。
可是布殊政府近五年来推行的外交政策却完全偏离了理性的轨道。我们甚至可以说，布殊政府在过去五年来所试图实践的，并非任何合乎逻辑、在理性上站得住脚（rationally defensible）的理论或策略。当然，布殊政府外交政策的节节败退跟它在战略上的估计错误和惯性思维（intellectual inertia）有关；但它的一套世界观有太浓烈、深刻的妄想（delusional）和偏执狂（paranoid）色彩，只能够从宗教的角度加以解释。
我的看法是，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非是与外在世界的理性接触，而是一种建基于宗教教义和信念的传教任务（faith-based mission）。很多评论早已指出，布殊政府外交政策体现的不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而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Christian fundamentalism）的信念。所以它动辄用神学的角度来审视国际的冲突，布殊本人更喜欢称被美国视为敌对的国家为「邪恶轴心」，而美国发动的侵略和战争则是「替天行道」（fulfilling God's will）。
当然，列根（里根、雷根）时代美国已惯于将敌人妖魔化为邪恶之国。但布殊与列根不同：列根明知美国总统是一个「角色扮演」，于是他用尽毕生的演技去演好这个角色。然而当布殊自称与上帝有直接的沟通，或者诉诸上帝的全知全能去为他的政策辩护的时候，他不是在演戏，而是在做一种宗教式的见证。布殊的外交政策有一种来自极度狭窄视野的清晰图像（clarity of vision）、一种疯子式的永不妥协（intransigence）和一种传教士独有的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ness），并不是偶然的。
正因为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建基于宗教教义和信念，而宗教教义和信念并不会因为相反的证据的出现而被推翻。在这个意义上，布殊政府的世界观是神话多于是解释性的理论（explanatory theory）。它追求的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意思和含义。
最应该从美国的例子中汲取教训的是台湾。原教旨主义的疯狂，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可以释放无坚不摧的毁灭性力量。如果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美国近年来所闯的祸的真正根源，那么文化原教旨主义（cultural fundamentalism）无疑是台湾乱象的罪魁祸首。如果布殊统治下的美国堪称「否认之邦」，从「三一九」子弹案丑闻到现在的扁贪腐弊案，民进党、陈水扁和挺扁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直在拒绝承认事实、拒绝相信真相？
同样重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台湾民众不眠不休地投入反贪倒扁运动，以为陈水扁下台就是台湾的新生；而不肯面对一个事实、甚至考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台湾的政治体（body politic）出了问题或者感染了病毒，使它失去了选贤任能和对付贪腐的防卫能力。于是，挺扁的与反扁的群体各自处于他们的「否认状态」之中自说自话。这不仅是台湾人的悲剧，也是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创。
林沛理，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着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次文化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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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全球民主国家以及追求民主人士的一面镜子。它的成败得失、进行的实验、实施的制度、累积的经验，以至所犯的错误，都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值得所有关心民主的人细心咀嚼。
最近，《华盛顿邮报》助理总编辑、以揭发水门案一举成名的美国资深记者鲍布．伍华德（Bob Woodward）在他的新书《否认之邦》（State of Denial，又译《鸵鸟心态》）中，批评布殊政府罔顾事实和独行独断，并指白宫幕僚长、第一夫人、老布殊、国防部长与国务卿各怀鬼胎，对入侵伊拉克的意见严重分歧。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State of Denial」是一种拒绝承认现实、拒绝相信真相的心理状态。布殊政府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人类这种不自觉的防御机制的不断运作。当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证实无效，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时，理性的执政者会承认政策建基于错误的假设。他们会重新考虑他们的假设，继而修改政策。这是从维根思坦（Ludwig Wittgenstein）到波普尔（Karl Popper）到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倡导的理性主义。
可是布殊政府近五年来推行的外交政策却完全偏离了理性的轨道。我们甚至可以说，布殊政府在过去五年来所试图实践的，并非任何合乎逻辑、在理性上站得住脚（rationally defensible）的理论或策略。当然，布殊政府外交政策的节节败退跟它在战略上的估计错误和惯性思维（intellectual inertia）有关；但它的一套世界观有太浓烈、深刻的妄想（delusional）和偏执狂（paranoid）色彩，只能够从宗教的角度加以解释。
我的看法是，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并非是与外在世界的理性接触，而是一种建基于宗教教义和信念的传教任务（faith-based mission）。很多评论早已指出，布殊政府外交政策体现的不是美国的传统价值，而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Christian fundamentalism）的信念。所以它动辄用神学的角度来审视国际的冲突，布殊本人更喜欢称被美国视为敌对的国家为「邪恶轴心」，而美国发动的侵略和战争则是「替天行道」（fulfilling God's will）。
当然，列根（里根、雷根）时代美国已惯于将敌人妖魔化为邪恶之国。但布殊与列根不同：列根明知美国总统是一个「角色扮演」，于是他用尽毕生的演技去演好这个角色。然而当布殊自称与上帝有直接的沟通，或者诉诸上帝的全知全能去为他的政策辩护的时候，他不是在演戏，而是在做一种宗教式的见证。布殊的外交政策有一种来自极度狭窄视野的清晰图像（clarity of vision）、一种疯子式的永不妥协（intransigence）和一种传教士独有的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ness），并不是偶然的。
正因为布殊政府的外交政策建基于宗教教义和信念，而宗教教义和信念并不会因为相反的证据的出现而被推翻。在这个意义上，布殊政府的世界观是神话多于是解释性的理论（explanatory theory）。它追求的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意思和含义。
最应该从美国的例子中汲取教训的是台湾。原教旨主义的疯狂，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文化的，可以释放无坚不摧的毁灭性力量。如果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美国近年来所闯的祸的真正根源，那么文化原教旨主义（cultural fundamentalism）无疑是台湾乱象的罪魁祸首。如果布殊统治下的美国堪称「否认之邦」，从「三一九」子弹案丑闻到现在的扁贪腐弊案，民进党、陈水扁和挺扁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直在拒绝承认事实、拒绝相信真相？
同样重要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台湾民众不眠不休地投入反贪倒扁运动，以为陈水扁下台就是台湾的新生；而不肯面对一个事实、甚至考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台湾的政治体（body politic）出了问题或者感染了病毒，使它失去了选贤任能和对付贪腐的防卫能力。于是，挺扁的与反扁的群体各自处于他们的「否认状态」之中自说自话。这不仅是台湾人的悲剧，也是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创。
// posted by NoDesireMonk @ 10/29/2006 05:19: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