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而发

都说海外华人社会几乎都是广东人的天下，刚出国的时候，不会说粤语，在唐人街几乎寸步难行。然而，没几年的时间，风水轮流转，连闻声在澳洲的香港邻居，也要开始艰难地学习国语，澳大利亚的风景点内，如不配备国语店员，几乎等于是商业自杀。

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闻声却惊奇地看到2006年在广州居然发生所谓驱逐北方方言的讨论，两派口水仗掐得死去活来。无论对错，在闻声看来，都只说明一点：在粤语作为华语老大的地位正无可阻挡地衰退中，在包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等“明珠”在内的珠三角正无可阻挡地失色的时候，广州网民与其说在捍卫语言，莫如说在捍卫一种正在消逝的老大的感觉。

这种老大的感觉，应该是香港人带动起来的。曾经一度在经济上遥遥领先的香港，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以及相当一些香港人忘乎所以的政治盲动，正逐渐沉没在自大的洪流中，它所带来的旋涡和掀起的巨浪，令紧紧相邻、甚至相捆绑的广东，感觉到一阵阵下沉的寒意。

香港毕竟是在沉没，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香港的崛起本身，就只是一个偶然而已，正如一些更为激进的网友们所说，香港的成功只是建基于中国的苦难之上。虚伪的英国人总以为是自己创造了东方之珠的神话，而直到1949年风云突变之前，香港还是一个相当落后和混乱的乡下小城市而已，莫说上海，即令是广州，也不是它所能企及的。大英帝国管治殖民地的低下水平，早已不是什么秘密。1949年的内战消停，却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自那之后，整个中国大陆都被所谓的铁幕主动或被动地包围了，只留下香港这么一个窗口可以与外界进行交流（香港和金门岛一样，是共产党牵制住西方和台湾的小抓手，这不能不说是毛、周等的政治大智慧），全中国的所有进出口都涌到了这个小小的地方，量天朝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这样的捧场下，香港能不成为明星吗？

与其说所谓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中国奇迹般地和世界断绝了往来，香港就因此而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台湾、乃至日本，不都是因为沾了中国奇迹般地自绝于国际的光吗？在同一起跑线的数亿人，突然弃权不跑了，剩下的几个选手，就算最笨的也能跑出好成绩。

到了邓大人在南海边画圈之后，醒过神来的中国，活力急剧增加，可窗口还是这么一个，香港以1100平方公里吐纳960万平方公里，以一对万，如此机遇，等于是财从天降，放哪哪发。英国人起初倒也没怎么好意思自我吹嘘，快到九七大限的时候，gentlemen的伪善劲上来了，开始贪天之功。

当年有刘晓波者说中国该再当三百年殖民地，他以为香港的繁华是靠当殖民地做出来的，怎么就不去看看大英帝国更多的别的殖民地呢，比如非洲。香港的发展，一是托毛主席的福，大陆关了门；二是托邓大人的福，大陆又开了门。一开一关，就是30年的机遇，日本不就是这30年发展起来的吗？

天上掉银子，但香港人珍惜这些机会了吗？没有。香港人不仅没有对此常怀凛凛之心，甚至还忘乎所以了。以闻声在海外多年生活的经验，香港人是华人中最不把自己当华人看的，比上海人在江浙人中时时展现的莫名的傲慢还要糟糕。（2000年台湾大选时，台湾政客叫嚷把导弹对准上海和香港，台湾就有网友建议千万别打上海，只打香港，因为香港的繁荣是虚假的，是政治对峙造成的，而且香港人也很少把自己当中国人，毁了香港，不伤大陆感情，两岸一样可以携手共建新中国。虽是戏言，却也是能反应一些民情。）

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的奶水喂肥了香港，但香港拥有了什么呢？建成了什么呢？除了少数的像李嘉诚那样的企业家之外，满香港几乎都是投机者，几乎都是投机行为，和旧时代的上海相仿。言必称民主，行必曰市场的香港，居然会因为房价的正常下跌而全民起来逼迫政府抬市。一艘大船要沉没，最先跑到甲板上的就是仓鼠，从那一刻起，闻声就看到了香港沉没的征兆。九七后，几乎是谁做港督谁戆大，董大爷也好，曾小弟也罢，再才高八斗，奈何那些又要政府包投机获利又一边嚷嚷民主（当年没有民选港督时没听有人吭声）的大爷们？多亏咱们人民政府爱人民，要做个样板给世界看，还真去抬市护盘了，否则，哼哼，换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早让房价跌到南海里去吧，不正能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

香港人忙着投机、忙着移民、坐失良机之后，一觉醒来，天翻地覆，大陆开放得已是千“窗”百孔，自己的窗口不稀罕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其实早不是那么回事了。大陆经济的急剧崛起，尤其是门户洞开的巨大速度，连台湾都痛感被“边陲化”，惶论投机为主的香港呢？用专业术语来说，造成香港困局的深层的原因，就是“坐商意识”被彻底粉碎。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所谓的港商，其主流群体是有“坐”无“商”，无非是“坐”在独特地缘政治所带来的独特地缘经济优势上，而从未真正“商”过，从未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中与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已经成为历史的独特地缘政治优势，既是香港崛起的机会，也是香港沉没的原因：来钱容易，就忽视了内功的训练，更破坏了应有的谦卑、自省和危机感，其实也害了香港，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港人的不自知，连李敖都看不惯，说香港有些问题本来就是“挡不住的”，像九七回归后遇上金融风暴，假如不是北京出手救了香港，“当时股、汇市场亦毁灭了”，不要甚么事情都“赖”共产党（其实，所谓的香港民主派，无非是一群找借口推卸自己责任的小市民，这种人，上海也是一抓一大把，只不过香港人包装得更体面些，用了“民主”的外套而已，这简直就是对民主二字的亵渎）。

香港的这种大衰退，历史上也曾经在广州上演过。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广州作为唯一窗口的功能弱化，而长期的垄断性又令以所谓十三行为首的广州工商界几乎没有任何适应新的形势的能力，被迅速边陲化和边缘化。表面上看，当年的广州和现在的香港，都是因为全国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开放力度的增强，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但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特殊垄断，缺乏经济学所谓的鲶鱼效应，造成了经济内在活力的萎缩，尤其是竞争能力的萎缩。温室里呆久了，一下子到了广阔天地里，不仅难以大有作为，反而经不得风雨雷电。咱们用脚后跟想想就能理解，温室里释放出来的香港，怎么能拼得过长江三角洲尤其浙江那些从各种桎梏和石缝中挣扎出来的、带着满身伤痕和坚强意志的百战余生呢？

一艘本就偶然崛起的航船，满载着自大和肤浅，搁浅了、沉没了，这似乎根本就不令人奇怪。

至于香港为人欣赏的金融体制，一辄那根本就不是香港之功，而是西方完善的金融体制，全球发达国家莫不如此，假以时日和特殊倾斜政策，你或许也能把兰州或者银川打造成这么个金融中心；二是随着长三角的发展，这些最嗜血的金融资本不也都集聚到了上海了吗，假如你给上海也来个“一国两制”的政策倾斜，香港还有可能会继续维持什么金融中心的地位吗？

令人奇怪的是，现在上海居然有学者建议要走香港的道路。在闻声看来，那纯粹是扯淡，什么是香港道路？香港的发展其实根本就没有道路，或者说根本就不具备可复制性，因为彼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早就雨打风吹去了，上海没有任何特殊政策或特殊的地缘优势可以利用，所以，那种香港式的、买办式的、泡沫式的思路，都是对上海的戕害（房地产的发展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上海的房地产发展就是学习香港的短浅典型，结果发展至今，既抬高了商务成本，造成资金外逃（很多流入苏南），又严重影响民生，更是把政府本该更多花费在更基础、更扎实的产业哺育上的资源，都消耗在泡沫政绩上）。

香港沉没了，广东又如何呢？

香港的地缘政治优势主导下的经济繁荣，当年并没有惠泽广东，反而因为铁幕两边的咫尺天涯，更强烈地导致广东人的自卑和香港人的自大。而且为了政治的需要，广东几乎成了香港的后勤基地，经济上沦为附庸（据说，连省港的粤语口音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不知道现在维护粤语的网民们是要维护哪种口音）。到了邓大人南海画圈后，做了百来年殖民地的香港，终于可以到广东乃至中国“殖民”了。港资和侨资是第一轮对外开放的主力“外资“，广东也因此形成了对外依赖性强的经济特点。这种典型的三来一补经济，在推动广东经济起飞的同时，也限制了广东经济的想象力。

广东的崛起，关键不在于什么勤劳勇敢（中国人到处都是勤劳的），更大程度上和香港一样，托福于倾斜的政策。中央只开放了珠三角，而把税赋重地的长三角牢牢抓在手上求稳。邓公晚年检讨过自己未能先开发开放上海的失误，所以，八十多高龄了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南巡施压。待上海一开放，长三角更为深厚的历史、人文、经济积淀，迅速喷发，便开始将珠三角抛在身后。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对比，已经快成了烂斛的话题，却也常议常新。五年前，闻声服务于澳洲的一家金融公司，应邀考察了广东七市，一路都在听当地市长或书记在夸耀自己的优惠政策，最后闻声在省政府的座谈会上感慨，在上海、浙江跑的时候，怎么就没听到很多优惠政策，人家更看重的是金融体系、产业配套等基础条件，这是否就是广东和上海的差距呢？此外，一涉及省情，广东老爱说自己是侨乡，有多少多少侨胞，这本身没错，中国的侨乡中广东无疑是老大，但广东官方代表团出访时，基本只和乡谊侨团打交道，作为领风气之先的广东，怎么可以自甘和其他侨乡一样封闭呢，为什么老局限在四邑五邑的小圈圈中，不面向全球6000多万华人华侨呢？要知道，广东毕竟是中国的广东、世界的广东，不只是广东人的广东，但如自己先把自己限定了，那格局怎么能弘大呢？

无论是在产权改革还是民营经济活力上，广东都远远地落后于长三角地区，以至于经济有点早泄症状，举而不坚、坚而不久。到了二十一世纪，广东居然开始频繁上演因产权模糊而导致的大戏，把“顺德”这么个经济腾飞的代名词，几乎变成为产权陷阱的代名词。广东这些年的产权纠葛，其实就是讲求“红帽子”的所谓苏南模式在崩溃时的翻版，其水平之低、演出之俗，我们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大后方的辽宁（比如华晨汽车）看到同一类曲目。苏南在经历了产权纠葛的磨砺后，干脆另辟道路，专注于以产业链培育（不只是什么优惠政策）为方式的外资引进，倒抢了广东和上海的很多饭碗。广东在改革的深层探索方面，尤其是在制度层面上，与浙江相比，几乎无所建树，广东人和他们的同乡兼师傅香港人一样：目光短浅，死于安乐！九十年代中期，因为常为南方报刊写稿，与广东和浙江的企业家有不少接触，闻声就深刻地体会到，浙江人比广东人更有忧患意识，一是浙江的基础并不好，真正是在一穷二白中起步的；二是浙江人，尤其是温州台州一带的，因地瘠民贫甚至吃不饱饭，天生有危机感。发展到现在，换成了广东人该有危机感了，但真有了吗？

闻声最近查资料，看到2002年一份很有意思的广东与浙江的对比，是广东省工商局提供的，第一项居然是“注册资本金总额和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户数”，这两项指标，广东“名列全国第一”，“浙江都比广东少了三至四成”。说实话，看到堂堂政府机关把这个数据拿出来比，闻声真的为广东脸红，作为中国特色的鸡肋般的注册资金游戏，难道作为行家的工商局还当真了？在随后的比较中，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早在2000年，浙江民营企业的总产值便达到了 3562亿元，同期广东仅有浙江的3／4（2662亿元），到2001年，浙江民营企业总产值达4097亿，而广东不升反降至2440亿元。这一差距在 2002年上半年继续扩大，浙江民企上半年总产值为2186亿，广东为1394亿元，仅为浙江的63％。”至于国家级的驰名商标和省级著名商标方面，“广东民企再次远远落后于浙江民企”。

除了那些林林总总的经济分析之外，除了所谓的心胸格局之外，闻声觉得，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中，十分重要的文化差异在于：江南人数百年来在政治上均十分低调，令他们比广东人更静心地埋首经济。举个例子，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后来一直能维持改革先锋形象的玩意儿并不多，倒是不断地有文化卫星放出来，好象中宣部搬到了深圳似的，一会儿是“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会儿是“继往开来的引路人”，当然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但怎么就没见文化更有底蕴的上海和浙江出这些祥瑞和颂歌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政府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放到了吟诗做赋上，别的地方当然就少了。

与广东乃至全国更多的别的地方不同，浙江经济是内在驱动的，资本是内在的，主要的或者说首先的需求也是内在的，这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出口导向”的广东模式有显著区别，有效避免了广东模式的技术未随资本进入、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此已导致严重的民生问题）、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受挤压等问题，并且有效地应对了国际市场的波动。浙江的政府，尤其是温州，会鼓励、帮助自己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走出去，这样的“资本外流、企业外迁”，广东能做到不封堵、不设障就很难得了。据说，广东谈到台商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落户，一定要说成是“北扩”，不是“北移”。广东本地媒体为此感慨：“一字之差，彰显信心，显示对发展观、政绩观的不同理解。如果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看当前的经济总量，还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看经济发展后劲，看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看常住人口的平均GDP，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就不会这么难，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领导，为了片面追求本届政府的政绩，想尽办法留住一些按市场规律本应淘汰的企业，以保住任内的经济增速。” （粤浙经济的对比研究和探讨，广东近年也做了不少，不知道是否是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的推动？）

中国在发展，市场因素取代地缘和血缘因素是历史趋势，海外华人，尤其香港人是最知道水暖的鸭子，当他们都已经放下了虚幻的自大开始认真学习国语时，广东是该用激情的口水与想象中的敌人争夺语言地位，还是应该放下身段做些别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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